船过瞿塘峡的时候，天刚亮不久。
江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雾气，像是谁把整匹素绢扯碎了撒在水上。两岸的峭壁从雾里戳出来，灰蒙蒙的，高得仰头望不到顶，只看见岩壁上那些湿漉漉的青苔在晨光里泛着暗绿色的冷光。唐震坐在船舷边上，背包搁在脚边，右臂的袖口往下扯了扯，遮住绷带——那底下，几片青黑色的鳞片正安安静静地嵌在皮肤里，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等什么。
这艘船是跑丰都的客船，船身刷着褪了色的蓝漆，“渝运七号”几个白字被水渍泡得模糊不清。柴油发动机突突突地响，声音闷在船舱里，震得人脚底板发麻。船舱里坐着七八个人，有个挑担子的老汉把扁担横在膝头，竹筐里装着半筐新摘的柑橘，橘皮在潮湿的空气里泛着蜡光；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小脸埋在她胸前，嘴角还挂着奶渍；还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靠在船舷上看书，书页被江风吹得哗哗响，他时不时推一下滑到鼻尖的眼镜。
船尾掌舵的是个老头，姓冉，六十多岁，脸被江风吹得跟老树皮似的，皱纹深得能夹住米粒。他一手扶着舵，一手夹着根叶子烟，烟头在晨雾里明明灭灭。他眯着眼看着前方的江面，嘴里哼着一首听不清词的调子——调子很老，像是从江底捞上来的，每个音都拖着湿漉漉的尾巴。
船拐过一道弯，两岸的崖壁越收越窄，窄得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对岸的岩石。江流也急了起来，水声从沉闷的呜咽变成哗哗的嘶吼。峭壁上开始出现一些黑乎乎的缝隙——不是天然的石缝，是人工凿出来的，方方正正的，嵌在绝壁半腰，离江面少说有三四十丈。那些缝隙像是一只只瞎了的眼睛，空洞地望着江心。
缝隙里搁着几截黑黢黢的东西，看不清形状，但轮廓隐约像是木头。有的木头已经朽了，裂开的口子里露出里头更深的黑；有的还保持着完整的棺形，只是表面被风雨啃得坑坑洼洼。
唐震盯着那些缝隙看了好一会儿。他在南疆见过不少死人，埋在土里的、泡在水里的、被炮弹炸碎挂在树枝上的，但从没见过死人被搁在这么高的地方——像是有人专门在悬崖上凿了几个洞，把棺材塞进去，然后把洞口封死，留给江风和雾气慢慢啃。这种葬法里透着一股子狠劲，不是对死人的狠，是对活人的狠：你得攀上绝壁，你得悬在半空，你得把亲人的棺木推进那个黑窟窿，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从此以后，那具尸体就悬在天地之间，不上不下，不沾土不近水，只跟风和雾打交道。
“那是啥子？”
冉老头把叶子烟从嘴里拽出来，往船舷上磕了两下，烟灰掉进江里，瞬间被水吞了。“崖棺。”他说，声音被江风吹得有些飘，“你们外头人叫悬棺。”
他拿烟杆指了指绝壁上那些缝隙，动作很慢，像是怕惊动什么。“这些棺材在崖壁上好多年了，我们本地人都看惯了。老辈子说，人死了以后魂要往上走，埋土里魂就被压住了，出不来。所以得搁到崖壁上去——搁得越高，魂走得越干净。有的棺材搁在连猴子都爬不上去的地方，那就是真干净了，魂一丝儿都不留。”
他顿了顿，把烟又塞回嘴里，深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慢慢溢出来。“也不全是这个讲究。我爷爷以前也在这条江上跑船，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入川的时候，本地的大户怕被掘坟，棺木都不埋土里了，全吊到崖壁上面去。几十具棺木搁在峭壁上，摆了一整面崖壁，远远看跟悬棺阵似的。后来清朝的时候还有人有样学样，一直到民国初年都还有人往崖壁上搁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的是上千年的老棺，有的也就几十年——最上头那几具，漆色还新着呢，怕是抗战那会儿搁上去的。”
唐震把目光从那几道缝隙上移开，顺着峭壁往上看。崖壁越往上越陡，有些地方几乎垂直，连草都不长，光秃秃的岩石在晨光里泛着铁青色的冷光。但那些凿出来的方孔却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每隔几丈就有一个，从江面一直排到崖顶，像是一串被钉在绝壁上的黑色纽扣。每个方孔里都搁着一口棺，有的棺盖还完整，有的已经被风吹得裂开了，露出里头空荡荡的棺腔——那黑暗深得让人心慌，仿佛多看两眼就会被吸进去。
“那些孔是怎么凿上去的？”他问。
冉老头把舵打了一把，船头微微偏开，避开江心一处暗涌。“老辈子传下来的说法，是从崖顶上吊着绳子下来凿的。”他说，“先选好位置，然后从崖顶放下麻绳，把人吊到半崖上。那人得悬在半空，一锤一锤凿出个方孔——不能太大，太大棺木会滑出来；不能太小，太小塞不进去。凿好了，再把棺木从崖顶上吊下来，一点点挪进孔里。最后用石块把洞口封死，只留一道缝透气。”
他吐了口烟，烟雾在江风里迅速散开。“有些棺木外面还刷了一层朱砂漆，红艳艳的，刚搁上去的时候，整面崖壁都像在流血。那朱砂不只是防腐——是镇。巴国的巫师下葬前专门在棺盖上刷一层朱砂，怕水里的东西来碰尸体。这江底下，不干净的东西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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