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胡亥听信赵高挑唆，开始残杀大臣，先后赐死蒙恬、蒙毅兄弟，促使军队士气低落。朝廷和军队中些许氛围的变化，立刻让匈奴人嗅到了异样的气味。当年频繁南下，骚扰北方各郡，时不时跑到长城下示威游行，顺便抢个劫、杀些人。
胡亥的理想是享乐和折腾别人，但比较烦别人折腾自己，因此就想办件实事——征调人员去长城站岗。人有的时候会好心办坏事。胡亥这一生很失败，从来不干正经事，吃喝玩乐、赌博杀人啥都干，可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就干这么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彻底把自己玩完。胡亥真的好无奈，费力不讨好，干了还不如不干，要是知道后果的话，打死他也不会干的，因为他征调这些人中有一个叫陈胜。
7月，阳城（今河南登封）郡守根据董事长要求，安排两名军官押送九百人去渔阳（北京密云）。九百人不是个小数目，让这帮大爷提着两条腿去北京，沟深石头多，难保半路有逃跑的。逃跑一个半个没大碍，但要是成群结队地开遛，谁都受不了。这两名军官很明显没有刘邦的大无畏精神。
因此在出发前，从这些民夫中挑选了两个人，任命为屯长，让他们去管理这九百人。从管理学角度来说，这两个军官真的很有眼光，也很会管理。这个天才的配置，促使一件大事的发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先河，也送了自己的小命。这是两个军官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虽然最终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但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军官对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是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次成功的旅游活动，就没有或会延迟这件大事的发生，就可能重改中国的历史……
被挑选出来的两个人，一个叫陈胜，河南登封人，以打长工为生，整天吃了上顿没下顿，饿着肚子、光着膀子下力气，要说是大老粗或者是个老实巴交半天憋不出一个屁的人，都能让人相信。可事实上，这个人很会说话，估计还读过几天书，认的一些字，虽然没到文豪的地步，可也够用了，还留下来两句话，到今天还被一些人当座右铭用。并且这个人还比较幽默，有一次和一群老实巴交的苦力在别人地里干活，干着干着就突发奇想，爬别人脸前说“苟富贵，无相忘”，见这个人没反应，立马爬另一个人脸前重复一遍。搞的别人莫名其妙，一个苦力，怎么富贵呀？见别人笑话，陈胜说出了他的第一句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另一个叫吴广，河南太康的一个农民，除了长的壮，一把力气、能打架之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事实上陈胜起初并不认识吴广，只是被通知一起去旅游后，才在道上相识。陈胜的冷幽默在别人那不是太管用，但吴广却崇拜的五体投地，俩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目的地很明确，那就出发吧！于是俩人发着感慨、讲着笑话、领着队伍直指北京。这次万里长征还没走一半，刚到大泽乡（安徽宿州），问题就出现了——下雨。一连多天的大雨，大水淹没了道路，让这支队伍停了下来，无奈之下只好休息。可休息是有成本的，因为这样的连番休息已经难以准时赶到北京，肯定要错过旅游的大好时机，饱眼福是小事，更关键的大秦公司不知道哪个缺德玩意制定了一条制度——“失期，法皆斩”。就是指叫你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你就得什么按时到达，误了时间，全部杀头。这制度制定的，一点也不考虑实际情况，你看缺心眼不缺心眼。正因为这个缺心眼的制度，成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继续旅游的结果是杀头，陈胜吴广没有那么傻，两位大哥都不是善茬。要我死？也不让你好过。俩人找个机会，肩贴肩、头对头地密谋半天，思来想去决定干件大事——造反。造反是个技术活，不是到人群中吼一声“造反”大家都跟着你干的，陈胜没有那么幼稚。因此俩人决定做些准备工作，烘托烘托气氛。
准备工作分两步走，具体设计的有些复杂，但操作起来比较简单。
陈胜脑子好，就负责方案制定工作；吴广身手好，就去干搞技术、下体力工作。
几天后，陈胜弄点朱砂绞尽脑汁的在绢帛上写了三个字——“陈胜王”。绢帛是丝织品，两个苦力竟然能搞到这么上档次的东西，可见没少下功夫。吴广去弄条鱼，强塞硬捅的把弄进鱼肚里，然后找个当地渔夫，把鱼给他，然后再打发人去把鱼买回来，还煞有介事地说是要打牙祭。好了，到此为止，第一步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用处？我给你说，只要把鱼买回来，总不会去养吧？这九百人里面也没有和尚道士，更何况当时还没产出和尚道士呢，也没有什么善男信女，逮着鱼就去放生。这些苦力吃上顿没下顿的，见个能吃的，恨不得连骨头都给咽下去。
所以买鱼回来肯定要吃，既然吃就的杀吧？要杀鱼需得把鱼肚扒开吧？扒开后会有什么？连血带肠的，还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绢帛。绢帛本身也没什么，只是待在鱼肚子里被扒出来，脏了些，也会让人吃惊些罢了。可关键是那上边有三个字，并且那三个字里说了一个人，还煞有介事的给这个人安排了个身份。更关键的是，这个人就在这群苦力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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