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忘川的生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早上七点半起床，洗漱，穿衬衫，打领带。出门前对着玄关的穿衣镜看一眼，确认领带结端正、袖扣扣好。然后下楼，开车，在律所楼下那家便利店买一杯美式咖啡和一盒三明治。八点四十进办公室，把卷宗从公文包里掏出来，摊开，开始一天的工作。
唯一不同的是，他抽烟比以前更多了。
以前一天半包，现在一天一包打不住。苗林有次推门进来送材料，被满屋的烟味呛得直咳嗽，皱着眉头说：“哥你悠着点，肺不要了？”季忘川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说了句“道了”，但苗林一走，他又抽出一根。
案子还是一样多。离婚案、合同纠纷、遗产继承、劳动仲裁，形形色色的人带着形形色色的麻烦涌进他的办公室，坐在他对面哭诉、愤怒、沉默、歇斯底里。他听着，做着记录，偶尔抬头问一句关键的问题。他的当事人大多觉得他专业、冷静、可靠，只有苗林私下说过：“你有时候冷静得不像个人。”
季忘川没接这话。他只是继续看卷宗，一行一行地看，签字，归档，再打开下一本。
那天下午他正在整理一份上诉材料，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爸”。他接起来，还没来得及说“喂”，父亲的声音就直直地撞过来：“忘川，我在网上看到新一批公务员招录的公示名单了，顾西考上了？你们晚上是不是要一起吃饭庆祝？我叫你妈多炒两个菜……”
季忘川握着手机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他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窗外的楼群之间，夕阳把玻璃幕墙染成一片暧昧的金色。
“爸，”他说，“我和顾西离婚了。”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那种安静比任何质问都更有分量。过了好几秒，父亲的声音才重新响起来，低了八度，带着一种迟缓的震惊：“你说什么？”
“离婚了。手续办完两个多月了。”
“你——”父亲顿了一下，“你再说一遍？”
季忘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声音很平稳，像在法庭上陈述一个事实。
然后父亲就挂了电话。不到三分钟，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急：“你现在给我回家。马上。”
季忘川看了一眼桌上摊开的卷宗，把手机放进口袋，合上文件夹，拎起外套出了门。
从律所到他父母家开车大约四十分钟，他在路上抽了两根烟。车窗开了一条缝，春天的风灌进来，把烟灰吹散了。他在红灯前停下来，看着旁边车道上一个年轻女人正对着后视镜补口红，动作熟练又随意。绿灯亮了，她踩下油门，车汇入车流，很快消失在前面。
季忘川收回目光。他把烟头摁进车载烟灰缸里，踩下油门。
推开家门的时候，客厅里的气氛沉得像一口倒扣的锅。父亲坐在沙发正中间，手里攥着茶杯但一口没喝，脸色铁青。母亲站在茶几旁边，围裙还没来得及解，显然是从厨房里匆匆出来的。她看见季忘川进门，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坐下。”父亲的声音沉沉的。
季忘川在侧边的单人沙发上坐下。他道接下来要面对什么，所以脊背挺得很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什么时候的事？”父亲问。
“两个多月前。”
“为什么？”
季忘川沉默了一会儿。他其实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她说的那些话，他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她说他们之间好像很久没有真正地聊过天了，她说他回家越来越晚，她说有时候两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个多小时都说不上一句话。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没有哭也没有激动，像在陈述一件早就该说的事情。
“她提的。”季忘川对母亲说，“她觉得我们过不下去了。”
“她提你就答应？”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你连争取都不争取一下？你们结婚三年了，说离就离？”
“她想好了。”季忘川说，“我尊重她的决定。”
父亲把茶杯重重地搁在茶几上，发出一声闷响。“尊重决定？那是你老婆！你当初娶人家的时候怎么说的？现在一句尊重决定就完了？”
季忘川没吭声。茶几上那杯茶的水面还在微微晃动，他盯着那圈涟漪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目光移开。
母亲在他对面坐下来，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腕。她的手有点凉，带着洗洁精的味道。“忘川，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没有。”
“那到底为什么？你们吵架了？还是因为钱？”
“都不是。”季忘川轻轻地把手腕从母亲手里抽出来，“妈，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不合适了。”
“不合适？”母亲的声音里带了哭腔，“当初你们谈的时候怎么不说不合适？结婚了怎么就不合适了？”
季忘川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想起自己和顾西刚认识的时候，那个时候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微微弯下去，整个人像一颗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橘子，饱满、明亮、带着一点清新的酸。他记得有次他们出去玩，他自己那天说了很多话，比平时跟任何人说的都多，好像生怕冷场。而她坐在对面听着，偶尔插一句，偶尔笑，偶尔低头喝一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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