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北平，寒风料峭。西城一所戒备森严、但门庭冷落的西式公馆内，炭火盆驱不散屋主人心头的阴霾与身体的阵阵寒意。张少帅斜靠在躺椅上，面容憔悴，眼窝深陷，手中那支特制的烟枪，已成为他逃避现实痛苦、却也摧残自身的唯一慰藉。自“三一七”后仓皇入关，寄人篱下，部队离散，内外交困，加上难以启齿的毒瘾缠身，这位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帅，早已不复当年风采。南京方面表面安抚，实则处处提防、限制，军饷时断时续，部队士气低落。复兴社的特务、倭寇人的眼线，如同幽灵般在他周围游荡。他感觉自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日渐衰弱的病虎。
“副总司令，”副官轻声而入，神色有些古怪，“冯庸先生来了，说有要事，一定要见您。”
“冯庸？”张少帅浑浊的眼珠动了心动，这个名字勾起他许多回忆。冯庸，奉系老人，他父亲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冯德麟的长子，曾是自己倚重的将领，也曾因政见不合而疏远。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北平？而且是在这个敏感时刻？
“请他进来。”张少帅强打精神，坐直了些，挥挥手示意侍从将烟具收走。
冯庸一身深色长袍，外罩呢子大衣，风尘仆仆，但精神矍铄，与张少帅的颓唐形成鲜明对比。他屏退左右，屋内只剩下两人。
“汉卿，别来无恙？”冯副指挥看着眼前这位憔悴的昔日同僚、上司，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开门见山，没有过多寒暄。
“振九兄，你怎么来了？可是奉天，李总指挥那边。”张少帅声音沙哑，带着戒备与一丝难以言喻的期待。
冯副指挥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封火漆密封的信函，双手递上：“少帅，这是李总指挥的亲笔信，嘱我务必亲手交到你手中。他，一直很记挂你。”
张少帅接过信，手指有些颤抖。拆开信封，熟悉的、刚劲有力的笔迹映入眼帘。信很长，没有客套，直陈要害。
信的开头，直言不讳地谈及张少帅的身体状况。“闻汉卿为伤病所困，尤以烟瘾为甚，此非英雄久困之疾，实乃宵小趁虚戕身之害。长此以往，非独身体堪忧，壮志雄心，亦将消磨殆尽。” 言辞恳切，充满痛惜，并无指责。
接着，笔锋一转，分析当前局势：“倭寇占我东北，其势虽暂缓，其心未死。南京方面，猜忌重重，掣肘不断，难为倚靠。汉卿麾下将士，乃我奉系子弟精华，久困关内，粮饷不继，思乡情切，长此以往，恐生变故，或被他人分化瓦解，殊为可惜。”
然后，李幼邻提出了他的核心建议：
“为今之计，愚意以为，少帅当以休养为第一要务。可借赴欧美疗养之名，暂离是非之地，寻名医，戒痼疾，调养身心。欧美风光，或可开阔胸襟，涤荡郁结。此行一切用度，弟愿一力承担，绝无吝惜。此非逐客，实为保全少帅之身，以待来日。”
“至于少帅麾下忠勇将士，弟绝无吞并之心。可暂由冯庸振九兄代为统带，整编纳入东北抗日联军序列，一应粮饷械弹，与弟之部队同等待遇，绝不使其有冻馁之虞、械缺之忧。待少帅康复归来，东北抗日联军副总指挥一职，虚席以待。届时，兄可执掌一军，与弟并肩，共图恢复大业，驱逐倭寇，光复故土，方不负我东北三千万父老之期盼，亦不负老帅在天之灵！”
信的末尾，李幼邻的措辞近乎恳求：“少帅，时局艰危，非抱残守缺，意气用事之时。你我恩怨，皆为家事。国仇家恨，方是当前。望兄以国事为重，以麾下数万将士之前程为重，以自身之康健为重。若信得过弟，便请纳此忠言。若信不过，亦请三思，莫使亲者痛，而仇者快也。”
张少帅放下信，久久不语，脸色变幻不定。这封信，击中了他内心最深的痛处与忧虑。身体、部队、未来、国仇家恨……李幼邻的提议，看似让他“出洋养病、交出部队”，实则为他指出了一条看似屈辱、实则可能保全实力、东山再起的路径。尤其是那句“副总指挥虚席以待”，更是给足了他台阶和未来的希望。
“振九兄，”张少帅终于开口，声音干涩，“李总指挥，真的这么想？我这一走，部队交给你，他就不怕？”
“少帅。”冯副指挥正色道，语气诚恳，“李总指挥的为人，你即便不十分了解，也该有所耳闻。淞沪血战，他倾力南援，可曾对十九路军、粤军有吞并之举？对东北旧部，如马占山、李杜、唐聚五诸公，他可曾薄待？他行事或有霹雳手段，但对真心抗日、顾全大局的同袍，向来是推心置腹，有功必赏。反观南京蒋公，”冯庸顿了顿，压低声音，“东北事变之初，他是如何许诺？‘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少帅应该最清楚。事后，他又给了汉卿和东北军什么实际支持？空头支票，推诿掣肘罢了！李总指挥或许年轻气盛，手段直接，但论及信誉、担当、抗日决心，比之南京那位，孰高孰低，少帅心中岂能无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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