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最后一天，议程变得相对松散，更多是专题研讨、圆桌会议和自由交流。晨光透过会议中心巨大的玻璃穹顶，洒在略显稀疏的人流上，空气里弥漫着一种会议即将结束、成果待结的混合着疲惫与期待的气息。
宋晚晴按照“幽灵”和“铁匠”设计的剧本，选择参加了一场关于“神经伦理与未来科技边界”的小型闭门研讨会。与会者只有不到二十人，都是经过筛选的学者、企业伦理官和少数政策研究者，旨在进行深入、坦诚的交流。会议地点在一间布置成圆形、装饰古朴的木质房间内，没有投影设备，只有纸笔和大脑。
“夜莺”果然也在其中。她今天换了一套深蓝色的丝质衬衫和黑色长裤，依旧戴着那副金属细框眼镜，坐在宋晚晴斜对面隔两个人的位置，姿态放松而专注。
研讨会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瑞士伦理学教授主持。话题很快从宏观伦理原则，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困境——脑机接口的隐私边界、神经增强的公平性问题、以及…对意识状态进行干预（无论是治疗还是其他目的）的伦理红线。
当讨论到“对非自愿或无法表达同意的个体进行神经干预”这一尖锐议题时，会场气氛明显变得凝重。几位学者引用了历史上的医学丑闻和当前的监管漏洞。宋晚晴适时地发言，语气沉重：
“作为一位患者的家属，我深切体会到这种困境。当亲人因为疾病或伤害陷入无法沟通的状态时，任何医疗干预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医生和研究者背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伦理压力。如何在尊重患者潜在意愿、遵循医学最佳实践、以及探索可能带来希望的前沿技术之间取得平衡…这没有简单的答案。”
她的发言引起了共鸣。几位有临床背景的学者点头表示理解。
“夜莺”也在这时第一次开口。她的声音平稳、清晰，带着一种学者特有的冷静腔调，英语流利，略带一丝难以辨认具体地域的、非常轻微的欧洲口音。
“宋小姐的体验很能说明问题。”她看向宋晚晴，镜片后的目光平静无波，仿佛只是在探讨一个纯粹的学术议题，“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点：我们如何定义‘潜在意愿’？当个体无法表达时，我们是依赖其过往的价值观声明、亲属的推定，还是…某种更客观的、基于其当前神经活动状态的‘生物性指标’？后者在技术上似乎提供了可能性，但随之而来的，是对‘意识’和‘自我决定权’定义的彻底颠覆。”
她的问题犀利而深刻，直接指向了莱因哈特“Protocol γ”技术可能引发的核心伦理灾难——用神经活动的“生物指标”取代个人的主观意愿。
宋晚晴心头一凛，但脸上维持着思索的神情。“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理论上，神经活动或许能提供线索，但将其直接等同于‘意愿’，风险巨大。这涉及到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而且，”她顿了顿，目光与“夜莺”平静地相对，“技术本身并非中性。谁来决定哪些‘生物指标’是有效的？谁来设定阈值？这其中蕴含的权力和操控空间…令人不寒而栗。”
这是一次短暂而直接的交锋。宋晚晴在回应中，既表达了对技术的审慎，也暗含了对潜在操控者的警告。
“夜莺”听完，嘴角似乎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像是微笑，又像是别的什么，随即恢复平静。“完全同意。技术的中立性只是幻想，关键在于应用者的意图和约束。这也是我们需要更严格伦理框架和透明监督的原因。”
她的回应滴水不漏，完全符合一个严谨学者的立场。但宋晚晴却从她那短暂到几乎不存在的微表情变化中，捕捉到了一丝…玩味？或者说，是一种评估后的…确认？
研讨会继续，话题转向其他方面。“夜莺”没有再发言，重新恢复了安静聆听的姿态。
会议中途休息。参会者三三两两走到房间外的露台，呼吸新鲜空气，低声交谈。宋晚晴端着一杯水，也走了出去，站在栏杆边，眺望着远处的苏黎世湖和群山。
“夜莺”也走了出来，站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同样望着远方。两人之间隔着大约三米的距离，没有任何交流。
就在这时，一只色彩鲜艳的皮球，突然从楼下花园里被一个玩耍的小孩踢飞上来，不偏不倚，朝着“夜莺”的方向飞去！
一切发生得太快。“夜莺”似乎被远处的风景吸引，没有立刻察觉。眼看皮球就要砸到她身上——
宋晚晴几乎是本能地，侧身上前一步，抬手挡了一下！
“砰！”皮球撞在宋晚晴的小臂上，弹开，落在地上。
“夜莺”这才反应过来，转过头，看到宋晚晴收回的手和地上的皮球。
“抱歉，没吓到你吧？”宋晚晴先开口，语气自然，揉了揉小臂。
“夜莺”的目光在宋晚晴的脸上和手臂上快速扫过，随即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带着歉意的微笑：“应该是我说抱歉，谢谢您。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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