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仁把车停在街角，熄火后没下车。令狐长生坐在副驾，手里捏着那个U盘，屏幕还亮着，H-07的尸检照片缩在角落。后视镜映出他半张脸，眼神没动。
“安和康复中心。”他说。
周正仁点头。他知道令狐不会无缘无故提名字。那地方挂的是民办精神康复牌子，归口在民政，实际运作却和北光药业共用一套财务系统。三年前王德福失踪后，家属接到过一通语音电话，说是“转入安和调理”，可查遍登记系统，没有记录。
“不走流程。”周正仁说，“报了，人还没进门，电脑就清了。”
令狐长生把U盘收进公文包夹层，拉链闭合时发出一声轻响。他解开风衣扣子，从内袋取出一张A4纸，是昨晚打印的病历残页复印件，边缘有涂料残留的痕迹。他指着右下角一个模糊的钢印印痕：“安和医疗组。不是医生签名，是章。”
周正仁接过纸，手指在印痕上划了两下：“他们用章，不用人名。出了事，追不到头。”
“所以查不到系统里。”令狐长生说，“但纸质病历，不可能不留底。”
车门打开，两人下车。吴茵没来。她昨晚被送回家后，周正仁派了人暗中守着。令狐长生没反对，只说了一句：“她写下的数字，不是密码，是钥匙。”
安和康复中心在城西老工业区边缘，一栋五层灰楼，外墙刷过一遍又一遍，最底层的漆已经起皮。正门有保安，穿的是物业制服，但肩章样式和恒安物业一致。周正仁绕到东侧，翻过一段矮墙，落地时踩碎了一块松动的水泥板。
令狐长生从正门进。他手里拎着公文包，夹着一叠文件，穿得像来对接工作的技术员。前台护士抬头看了他一眼，问找谁。
“档案调取。”令狐长生递上一张伪造的市卫健委协查函，编号是旧格式，但印章清晰，“2017到2019年住院记录，抽样核查医保合规性。”
护士接过文件，翻了两页，说系统里查不到这批数据。
“不查系统。”令狐长生说，“要纸质存档。你们这类机构，按规定必须保留原始病历十年。”
护士犹豫，打了内线电话。三分钟后，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走出来，自称是行政主管。他带令狐长生往三楼走，说档案室在杂物间旁边，平时不开放。
周正仁已经在三楼走廊。他贴着墙根移动，手里握着微型信号干扰器。监控画面在他随身带的小屏上冻结在十秒前。他推开一扇标着“设备间”的门，里面堆着旧床架和轮椅，再往里，一道铁门虚掩着，门牌写着“档案暂存”。
他进去时，令狐长生正跟着行政主管站在门口。主管说只能待十分钟，不能拍照，不能带走任何东西。
“我不带走。”令狐长生说，“只看。”
档案室没有灯，靠一扇高窗透光。几十个纸箱摞在墙边，多数积了厚灰。令狐长生蹲下，翻开最底下那个箱子。纸箱外侧标签写着“2018年7月—9月，待归档”，字迹是手写的，墨水已经发黄。
他抽出一叠病历本，快速翻动。多数是常规心理评估，抑郁症、焦虑症，用药记录完整。翻到第七本时，他停了。
那页纸右下角沾着一块灰蓝色污渍，干了，但边缘有轻微凸起。他用指甲轻轻刮了一下，碎屑落下。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便携式紫外线灯，照上去，污渍边缘泛出淡蓝荧光。
“B-9。”他低声说。
周正仁站在他身后，看见了那抹光。他没说话，只把干扰器换了个频段，确保整层楼的无线信号都被屏蔽。
令狐长生继续翻。病历本没有编号索引，顺序混乱。他在第十二本里找到一页夹在中间的转诊单，抬头是“安和康复中心内部流转单”，患者姓名栏写着“王德福”，诊断写着“创伤后应激障碍，伴有记忆紊乱”，建议栏写着“转入封闭治疗区，实施心理干预”。
签署医生栏空白，但盖着“安和医疗组”钢印，和复印件上的一致。
“就是这个。”周正仁说。
令狐长生把整本病历抽出来，夹进公文包。他没合上箱子，而是继续往下翻。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另一个箱子里抽出一份装订册，封面写着“2018年度监控日志备份”。
他打开，翻到7月23日。那天的记录只有两行：
“14:17，患者H-07由泵站方向进入厂区，身穿蓝色工装，未携带随身物品。”
“15:03，患者H-07进入封闭区，完成交接。”
令狐长生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合上册子。
周正仁已经撬开了护士站的电脑主机。他把硬盘拆下来，换上便携读取器。系统有密码，但日志文件未加密。他用数据恢复软件扫了一遍，找到一个被标记为“已删除”的文件夹，打开后是三十段监控视频。
他点开2021年7月22日的记录。
画面来自泵站东门摄像头。时间是下午两点十七分。王德福出现在镜头里，穿的确实是蓝色工装，肩上有泥点，右手提着工具包。他走进厂区，门卫没拦他。三分钟后，一辆白色面包车驶入，车门打开，下来两个穿白大褂的人。王德福跟着他们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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