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只记得是 1997 年的冬天 —— 东北的冬天冷得能把唾沫冻成冰碴子，呼口气都带着白雾。那年腊月，大姑过六十大寿，我们全家揣着冻得硬邦邦的馒头，坐了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了辆三轮摩托才到大姑家。
一进门，暖气管子的热气裹着菜香扑过来，我刚要脱棉袄，目光突然扫到了坐在炕沿边的大伯。大伯穿着双旧棉鞋，鞋帮磨得发亮，可裤脚没扎紧，露出一小截脚踝，还有半只冻得发紫的脚趾 —— 尤其是那根大脚趾，颜色怪得吓人，像是泡透了的紫萝卜，边缘还泛着黑，看着就疼。我忍不住指了指，大伯却慌忙把裤脚往下扯了扯，拿起桌上的酒杯抿了一口，声音含糊：“没事，冬天上山砍柴冻着了，过阵子就好。” 说完就转头跟大姑父唠起了庄稼事，半句多的都不肯讲。
直到饭后，表哥偷偷把我拉到院子里的柴房，压低声音把真相说了出来。大伯家在离大姑家十里地的靠山屯，前阵子邻村的老周办生日宴，大伯提前半天就出发了，翻了两座山才到。那天晚上，老周拉着大伯喝了不少，白酒啤酒混着灌，大伯本来酒量就一般，没一会儿就喝得伶仃大醉，说话都打晃。老周怕他走夜路出事，让儿子小周送他回家。可小周那天也喝迷糊了，走到半路，大伯反倒来了劲儿，非要拉着小周进路边的小商店续摊，又买了两瓶二锅头对着吹。
等喝到眼皮都抬不起来时，大伯却突然清醒似的，把小周往回推：“你回吧，我家离这儿近，我自己能走。” 小周不放心，还想再劝，大伯已经晃悠着往山上走了，嘴里还哼着跑调的二人转。就这么着，大伯孤身一人往家赶，山里的夜黑得像泼了墨，连月亮都躲在云里不肯出来，只有风在树林里 “呜呜” 地叫，跟哭似的。
迷迷糊糊走了不知多久，大伯下了山，走到水库边时，迎面忽然走来七八个年轻人。天太黑，脸根本看不清，只能看到他们穿着深色的衣服，走路轻飘飘的，没有一点声音。他们走到大伯跟前，其中一个人开口了，声音平平的，没有一点温度：“大哥，跟我们走，前面有暖和地方。” 那时候大伯早没了神智，只觉得那声音像裹了棉花，听着特别舒服，糊里糊涂就跟在他们身后走。
不知走了多久，脚下突然被一块大石头一绊，大伯 “哎哟” 一声重重摔在地上，额头磕在石头上，疼得他一咧嘴。这一摔，倒把他摔醒了大半。他揉着额头坐起来，抬头一看，哪还有什么年轻人？自己竟站在一片荒山上，四周黑漆漆的，只有几棵枯树的影子歪歪扭扭地立着，像鬼爪子似的。
他刚想摸口袋找打火机，手一伸，却摸了个空 —— 身上的棉袄、棉裤、棉鞋全没了，只剩一套薄薄的秋衣秋裤，贴在身上凉得刺骨。东北的冬夜，寒风像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大伯冻得浑身打颤，牙齿 “咯咯” 响。这时候他才猛想起水库边的一幕，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后背的秋衣都湿透了。他不敢多想，赤着脚就往山下疯跑，脚踩在冻得硬邦邦的土路上，被石子硌得钻心疼，可他连停都不敢停，只觉得身后有东西跟着，那 “呜呜” 的风声里，好像还掺着人的脚步声。
就这么跑了快一个小时，直到看见村口工厂的值班室亮着灯，大伯才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拼了命地砸门，把值班的王老头叫醒。王老头开门一看，吓得差点坐在地上 —— 一个光着身子（只剩秋衣秋裤）的人，浑身冻得发紫，脚上全是血口子，嘴里还不停念叨着 “有人拉我”。王老头赶紧把大伯拉进屋里，裹上两床棉被，又烧了姜茶灌下去，大伯才算缓过劲来。
可他的脚已经冻得不行了，大脚趾彻底坏死，后来去医院看，医生说再晚来半小时，整个脚都得截肢。现在想起来，要是那天晚上大伯没摔那一下，恐怕真就冻僵在坟堆里了 —— 表哥说，大伯后来才知道，他跑出来的那片荒山，是村里的老坟地，而那个水库，本来就不太平，前几年淹死过一个放牛的老头，还有一次下雨天，一辆大巴车滑进了水库，十几个人没上来，出了好几次人命。
我听了之后，心里直发毛，回家就追着爸妈问这事儿是不是真的。爸妈点了头，却不肯多讲，只嘱咐我：“小孩子别瞎打听，有些事大人不说，不代表没发生过，以后晚上别往偏僻的地方去。” 直到现在，我一想起大伯那根紫黑色的大脚趾，还有他说的 “轻飘飘的年轻人”，就觉得后背发凉 —— 东北的冬夜，藏着太多说不清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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