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冬，北京南城琉璃厂胡同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密。清晨扫街的王大爷推开巷门，没见着往常冒热气的糖葫芦摊，倒闻着一股冲鼻的血腥气 —— 那气味混在雪水的冷冽里，像根冰锥，直扎进骨头缝里。
这年的南城，还没多少高楼。灰砖胡同里，谁家炖肉的香味能飘半条街，谁家吵架的嗓门能惊飞檐下的麻雀。李家就住在胡同最里头，三间破土坯房，墙皮掉得露出里面的碎麦秆。家里四口人，老两口李守业、赵桂兰，还有两个儿子李建国、李建军。日子本就紧巴，自打三年前哥俩都查出肺痨，更是塌了天。
肺痨在当年是绝症。李家没钱住院，只能在家熬着，药罐子从早到晚咕嘟着，飘出的苦味儿比中药还重 —— 那是穷病的味儿。更让老两口揪心的是大儿子李建国，肺痨没好，又添了狂躁症。犯病时他眼睛红得像要滴血，力气大得能掀翻八仙桌，七八个街坊摁着他，胳膊都能被他挣得青一块紫一块。
但街坊们都知道，李建国有个 “软肋”—— 胡同口老周头的糖葫芦。
老周头不是本地人，听说是从天津蓟县来的，没租门脸，就在自家院里支了个炭炉。他的糖葫芦是南城一绝：山楂得是蓟县山里的大果，去核后填满豆沙，熬糖用的是绵白糖，火候掐得极准，裹上的糖衣薄得能看见里面的果肉，咬一口脆得响，酸甜味儿能从舌尖窜到后脑勺。
可怪就怪在，李建国只认老周头的糖葫芦。冬天还好，炭炉上总摆着插满糖葫芦的草靶子，只要赵桂兰攥着皱巴巴的毛票跑一趟，递过去一串，正疯闹的李建国立马就安静了，蹲在墙角，吧嗒吧嗒啃得满脸糖霜，像只被顺毛的野兽。
到了夏天，糖葫芦摊收了，李建国犯病就没了辙。李守业只能找麻绳把他捆在炕腿上，赵桂兰端着凉水往他脸上泼，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嚎叫，老两口的眼泪混着凉水，往地上砸得啪啪响。有一回，李建国挣断了麻绳，追着赵桂兰满院跑，嘴里喊的不是 “妈”，是 “别跑！你这只大鹅！我要炖了你！”
赵桂兰躲在柴房里，听着儿子撞门的咚咚声，浑身发抖。她扒着门缝往外看，李建国正指着空无一人的院子，跟空气对峙：“你别过来！再过来我砍了你！” 街坊们都说，这孩子是中邪了。可南城胡同里，谁见过鹅？那会儿城里连养鸡都得偷偷摸摸，更别说鹅了。这 “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没人能说清。直到 1983 年 12 月 7 日。
那天下午，胡同里突然响起了警笛声。红蓝灯在灰砖墙上扫来扫去，把积雪照得发慌。老周头家的院门虚掩着，邻居张大妈路过时，听见院里有苍蝇嗡嗡叫 —— 大冬天的，哪来的苍蝇？她推开门，脚刚迈进去，就 “妈呀” 一声瘫在地上。
院里的雪被染成了黑红色，老周头、他媳妇、还有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全倒在血泊里。老周头手里还攥着串没裹糖的山楂，胸口插着一把菜刀，刀把上的木刺都崩了出来。屋里更惨，灶台上的糖稀锅翻在地上，黏糊糊的糖稀混着血，在地上凝成了暗红色的壳。菜刀砍在门框上，把碗口粗的木头劈出一道深沟，木屑上还挂着碎肉。
法医蹲在院里验尸，手套上的血冻成了冰碴。他站起身，对带队的刑警队长刘建国说：“都是一刀致命，下手特别狠，像是有深仇大恨。” 刘建国皱着眉，老周头他认识，平时除了卖糖葫芦，还帮人修修桌椅，性格软得很，没听说跟谁结过仇。
“刘队，我上午看见李建国从老周头家跑出来！” 邻居王大爷哆哆嗦嗦地说，“他浑身湿淋淋的，脸上还有血，眼神直勾勾的，跟丢了魂似的！”
刘建国心里一沉，带着人往李家跑。推开门，李建国正坐在炕沿上，手里拿着个白面馒头，一口一口啃得正香。炕桌上还放着半串糖葫芦，糖衣都化了，黏在纸上。
“老周家的人，是你杀的？” 刘建国掏出手铐，声音发紧。
李建国抬起头，嘴角还沾着馒头渣，眼神里满是不耐烦：“杀就杀了，不就是几只大鹅吗？你们管得着吗？” 他说着，还掰了块馒头，往嘴里塞，“那大鹅叫得烦，我就把它们砍了，怎么了？”
刘建国把他铐上，往警车那边带。一路上，李建国嘴里不停念叨：“大鹅，都是大鹅…… 那只老鹅最凶，我砍了三刀才砍死……” 刘建国心里发毛，这案子，怕是没那么简单。
审讯室里，灯泡忽明忽暗。李建国坐在铁椅子上，不管问什么，都只说 “杀鹅”。刘建国正头疼，侦查员小张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攥着个牛皮纸信封，脸白得像纸：“刘队！老周头家灶台下，发现了这个！”
信封上没写字，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几十个干巴巴的鹅嘴。每个鹅嘴上都用朱砂画着歪歪扭扭的花纹，像鬼画符似的。信封底还有些淡黄色的粉末，小张说，灶台上的糖稀锅、没卖完的糖葫芦里，都检出了这种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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