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坐着,看火,听风声,感觉屁股下的土地是冷是热,闻空气里有什么味道。”老康闭上眼睛,“一个时辰后,告诉我你们感觉到了什么。”
起初孩子们坐不住,抓耳挠腮,窃窃私语。但老康真的就闭眼坐着,像块石头。慢慢地,孩子们也安静下来。
一个时辰后,老康睁开眼:“说吧。”
“我听到五种风声,”一个女孩说,“高的、低的、远的、近的、还有从那个黑窟窿(地穴)里钻出来的。”
“我屁股下面的土,靠近火的那边热,另一边凉。”
“我闻到……木头烧焦味、土腥味,还有一点甜味,不知道是什么。”
老康点头:“今天学到的东西,记在心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来。”
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七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学坐着”。孩子们从最初的烦躁到后来的平静,感知越来越细腻。第七天,那个最小的孩子突然说:“康爷爷,地穴那个黑窟窿,每天这个时辰,都会有一股特别的风出来,带着凉气。是不是土地在呼气?”
老康笑了:“是不是,你自己想。重要的是,你注意到了。”
与此同时,根叔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在林子里“学听声”。不是听地籁琴,是听自然的声音:不同树的叶子在风里的声音有什么不同,上午的鸟叫和下午的鸟叫有什么区别,下雨前和下雨后虫鸣的变化。
春婶的“学堂”在厨房和菜园。她教孩子们用手摸判断面粉的湿度,用鼻子闻判断酱的发酵程度,用眼睛看判断菜的成熟度。“这些不用仪器,用你们自己的身体。”
陈松年的地籁琴课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先不让孩子们碰琴,而是带他们去不同的地方——溪边、林间、田埂、石滩——让他们先听自然的声音,再试着用人声模仿,最后才让他们摸琴。“琴不是乐器,是翻译器。先把土地的话听懂了,再用琴翻译出来。”
这种“浸润式”的传习,起初看起来漫无目的,但三个月后,变化开始显现。
春分那天,老康带孩子们去观察苏醒。他们没有用任何仪器,只是安静地站在田野里。一个十二岁的女孩突然指着远处一片缓坡:“康爷爷,那里醒得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别的地方是从下往上醒,那里是从中间往两边醒。像……像一个人头疼,从中间开始皱眉头。”
老康心里一惊——那片坡地去年发生过小范围滑坡,土壤结构尚未完全恢复。但他没说破,只是问:“你觉得为什么?”
女孩想了想:“可能那里受过伤,还没好全。”
另一个男孩则注意到河滩上一处异常:“那里的芦苇,有一圈醒得特别晚,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后来去查看,发现那里埋着一块旧地基的石头。
孩子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土地:不再是平面的、沉默的,而是立体的、有故事的。他们学会了注意“不对劲”的地方——那些不符合整体节奏的细节,往往隐藏着土地的秘密。
谷雨前后,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
陈松年的一个学生,十三岁的男孩小川,在练习地籁琴时突然哭了。大家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听到南坡那片新开的茶园在哭。”
南坡茶园是去年新垦的,长势一直不太好。大人们用各种方法调整,效果有限。小川坚持说,他弹到某个音时,清晰地感觉到琴弦传来一种“疼痛的振动”。
陈松年没有否定他,而是带他去南坡,让他对着茶园弹琴。弹到那个音时,小川说:“就是这里,疼。”
阿灿听说后,去那片茶园仔细检查。最后在边缘处发现,新垦时翻出的底层土壤没有妥善处理,形成了一道坚硬的“犁底层”,阻碍了根系下扎和水分渗透。经过改良,一个月后,那片茶园长势明显好转。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再没人把孩子们的“感觉”当儿戏。大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些在城市长大、习惯了电子产品的孩子,一旦重新打开感观,可能比成年人更敏锐、更直接。
夏至,“土地学堂”进行了第一次“联合课”。四组孩子在野猪岭集合,进行综合观察。老人们只给了一个任务:“用你们所有的感觉,给这片山写一封信。”
孩子们分散开去。两个时辰后,他们带回了各种“信”:
有的是一幅画,用五色泥土调色,画出了山的“心情”——向阳处用暖色,背阴处用冷色,祭祀地穴处用深黑色,但黑中透着红,像闭着的眼睛。
有的是一段“声音地图”,用录音笔录下了十二处不同地点的声音,编辑成一段八分钟的音景,从清晨的鸟鸣到正午的蝉声,再到傍晚的风过林梢。
有的是一组“触觉日记”,用盲文般的凸点记录了不同地面的质感:石头的粗糙、泥土的绵软、苔藓的湿润、枯叶的酥脆。
最特别的是一个女孩的“气味诗”——她采集了二十四种植物的气味,用文字描述:“松针是绿色的针,刺破空气;薄荷是透明的小球,在舌尖炸开;腐土是深褐色的毯子,裹着去年的梦;新雨是银灰色的丝线,把所有的气味缝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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