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仅记录织布的动作，还测量织机每一次摆动的角度和力度，记录线轴转动的速度和节奏。“因为肌肉记忆和工具使用的微观模式，可能蕴含着技艺传承的关键信息。”苏怀瑾解释。
他们不仅记录茶农采茶，还分析采摘时手指的压力、叶片断裂的方式、篮子里茶叶的堆放模式。“这些身体实践一旦形成稳定模式，就可能代代相传，成为‘身体遗产’。”
他们甚至记录公共讨论时的座位安排、发言顺序、手势表情。“社会交往的模式也是重要的遗产痕迹。”
村民们开始感到不适。老康抱怨：“他们看我画画，不是看画什么，是看我拿笔的角度、蘸墨的次数、手臂移动的轨迹。好像我不是在画画，是在生产‘绘画实践数据’。”
秀兰也觉得别扭：“织布的时候，旁边有人用仪器记录我的每个动作，我紧张得织错了好几次。”
阿灿说得最直接：“我采茶采了三十年，现在突然要想：我这个动作百年后的人会怎么看？采都不会采了。”
但这种不适很快被一种更深层的困惑取代。
第三周，考古队开始了“价值观痕迹推断”。他们不再只是观察行为，而是开始追问行为背后的意义。
在一次关于公共决策的访谈中，苏怀瑾问虎子：“当你们投票决定限制旅游规模时，你认为百年后的考古者会如何理解这个决定？他们会认为这是生态智慧的体现，还是发展畏缩的表现？”
虎子愣住：“我……没想过百年后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就觉得，水不够了，得控制。”
“但你们的决定背后有一整套价值观：对自然限度的尊重，对长期福祉的考量，对社区共识的重视。”苏怀瑾追问，“你们是否有意识地强化这些价值观的传递？比如，通过某种仪式或故事，让后代理解这个决定的意义？”
虎子答不上来。他们做了决定，解决了问题，但很少想“百年后的人会怎么理解”。
更触动人的是对老康的访谈。苏怀瑾看着老康的画，问：“康老师，您认为您的画作百年后还能传递什么？是具体的历史场景，还是某种情感和记忆的状态？”
老康想了想：“我就想把记得的东西画下来，怕忘了。”
“但如果画作本身在百年后褪色、损坏，或者那时的观众已经看不懂画中的场景，您希望他们还能感受到什么？”
这个问题让老康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我希望他们能感觉到……曾经有人这样活过，这样看过，这样记得过。哪怕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苏怀瑾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遗产传递的核心可能是‘存在感’而非‘信息量’。”
随着调研深入，考古队开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动摇了溪云村对自身实践的理解。
一次讨论会上，苏怀瑾展示了初步分析结果：“根据我们的模型，溪云村当前实践中有三类遗产潜力：高潜力遗产，如传统建筑技艺、生态农业知识，这些有清晰传承路径和物质载体；中潜力遗产，如社区决策机制、集体记忆保存，这些依赖于社会结构和持续投入；低潜力遗产，如非正式的邻里互助、偶然的创造性时刻、个人化的情感体验，这些难以制度化，最易流失。”
“那低潜力遗产就不重要吗？”林溪问。
“从遗产持久性角度看，确实面临挑战。”苏怀瑾客观地说，“但也许正是这些易逝的东西，构成了社区最鲜活的质感。问题是：你们是否愿意投入资源来‘固化’这些易逝之物？”
这个问题引发了激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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