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五家的哭嚎声，是在第三天夜里彻底停止的。
起初还能听见他嘶哑的哀求，求甲首行行好，给他婆娘请个郎中，哪怕给碗热水也好。后来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呻吟和咳嗽。到了第三天，连咳嗽声都没了。那处被胡家家丁远远用石灰画了个圈、如同鬼域般的破院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几只黑鸦落在光秃秃的院墙上，发出不祥的“嘎嘎”声。
第四天清晨，甲首戴着厚厚的布巾，捂着口鼻，战战兢兢地让两个同样全副武装的家丁，用长杆子捅开了那扇虚掩的破门。
门内涌出的恶臭，让十几步外围观的村民都忍不住干呕起来。
景象很快传遍了全村——王老五和他婆娘，还有他们那个才五岁的小儿子，一家三口，直接挺地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早就没了气息。尸体上隐约可见深色的斑块，死状凄惨。据那两个进去查看的家丁事后描述，屋里一片狼藉，呕吐物和排泄物弄得到处都是，几乎无处下脚。
王老五家，死绝了。
没有葬礼，没有哭声送行。胡里长下令，用草席将三具尸首一卷，由那几个倒了血霉的家丁，拖到远离村庄、靠近乱葬岗的山沟里，草草挖坑掩埋，连块木牌都没立。埋人的家丁回来后被勒令在村外溪流里反复冲洗，衣服全部烧掉，即便如此，接下来好几天都没人敢靠近他们，仿佛他们身上也带着无形的瘟疫。
第一个死亡数字，像一记沉重的丧钟，敲在了每个李家坳村民的心头。恐惧不再是抽象的传言，它有了具体的形象——那就是王老五家黑洞洞的门口，和山沟里那三个不起眼的新土包。
然而，死神刚刚开始它的收割。
就在王老五家死绝后的第二天，住在村南头的孤寡老人刘婆子，也开始发热、呕吐。她无儿无女，独自住在摇摇欲坠的窝棚里，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这回，甚至不用胡里长下令，周围的邻居自发地用树枝和石块将她的窝棚远远围了起来，断绝了一切往来。刘婆子在无人照看、缺食少水的绝境中，苦苦挣扎了两天，最终也悄无声息地死去了。她的尸体直到散发出浓烈的臭味才被发现，处理方式与王老五家如出一辙。
第二个。
紧接着，是村中间赵铁匠家那个才八岁的二小子。孩子先是喊肚子疼，接着上吐下泻，发高烧说胡话。赵铁匠夫妇哭天抢地，想去求郎中，被甲首带人死死拦住。胡里长传下话来：要么把孩子单独隔开，要么全家封门！赵铁匠握着打铁的锤子，眼睛血红，在院子里像困兽一样转了半天，最终看着其他几个惊恐哭泣的孩子，咬牙将已经昏迷的二小子抱进了堆放杂物的破柴房……三天后，柴房里没了声息。
第三个。
死亡，就像秋季田野里燃起的荒火，看似零星，却带着无法扑灭的恐怖，在这里冒起一股黑烟，在那里吞噬一点生机。李家坳的上空，仿佛笼罩着一层无形的、带着尸臭的阴云。村民们人人自危，见面不敢交谈，连眼神接触都带着猜忌和恐惧。谁家传来一声咳嗽，都能让左邻右舍心惊肉跳半天。很多人开始出现各种“症状”——也许是真的不适，更多的是心理作用下的疑神疑鬼。
胡里长除了不断重复“封门”、“隔离”、“严禁往来”这几句苍白无力的话，外加在自家大院周围撒更多生石灰、让家丁看管更严之外，毫无办法。他甚至开始减少外出，龟缩在高墙之内，仿佛那堵墙真能挡住瘟神。
而就在这一片愁云惨雾、死亡阴影日益浓重之际，一些细微的、不那么起眼的变化，开始在某些角落悄然发生。
李根柱家，赵老憨家，孙寡妇家——这三户最早被李根柱“强制”推行烧开水、分餐具、简单清洁措施的穷人家，在最初的惊恐和手忙脚乱之后，逐渐形成了一种紧绷而规律的日常。每天清晨，李根柱家会升起炊烟，那是妇人在烧全家一天的饮用水；赵老憨家的破瓦罐里，也总会咕嘟咕嘟煮着东西；孙寡妇甚至弄来了更多的破布，按照李根柱说的，简单缝制了所谓的“口罩”，虽然粗糙，但至少给了她们一点心理安慰。
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三户人家，虽然个个面黄肌瘦，被饥饿和高利贷压得喘不过气，但……没有出现一例发热、呕吐的“瘟疫”症状。
起初，这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在巨大的死亡恐怖下，谁会在意几户穷鬼是不是在瞎折腾？钱老大之流甚至还在背地里嘲讽：“看李家小子把那两家忽悠的，整天烧水玩，有那柴火不如多煮点野菜糊糊！”
但是，当死亡数字从“三”悄然向“四”、“五”增加，当村里又有两户人家出现类似症状并被封门后，一些有心人开始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那三户还在“正常”活动的人家。
尤其是当村里那个以吝啬精明着称、家里存粮相对多些的吴老二，他的老婆也开始出现腹泻症状时，恐慌达到了新的高度。吴老二急得团团转，他不想被封门，更不想死。在极度的恐惧中，他鬼使神差地想起了李根柱那些曾被自己嗤之以鼻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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