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
李根柱，这个灵魂来自另一个时空的观察者，正敏锐地捕捉着这些变化，并从中品咂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滋味。
真正让他心头那点模糊念头变得清晰起来的，是接下来关于“捕鸟”的事情。
冰雹砸烂了庄稼，也惊扰了田野里的鸟雀。一些饿急了的鸟开始更多地靠近村民的屋舍觅食。狗剩之前跟李根柱学的编草绳套雀儿的手法，不知怎的被王老七家的小子石头看见了。石头比狗剩大两岁，也是个半大孩子，平时淘气得很。他看狗剩居然真能用草套子偶尔套住一两只麻雀，眼热不已，便也偷偷学着编。
一天，李根柱看到狗剩和石头，还有另外两个半大孩子，居然凑在一起，蹲在村口的打谷场边上，嘀嘀咕咕。他好奇地走近一看，发现这几个孩子竟然不是在各自为战，而是在尝试把几个人编的草绳连接起来，做成一张更大、更结实的网！
虽然那网编得歪歪扭扭，接口处松松垮垮，一看就很不靠谱，但这个行为本身，却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李根柱！
单个的草绳套子，只能指望运气，守株待兔。而一张网，哪怕再简陋，却代表了另一种思路——规模的、协同的、主动覆盖的思路！
王老七也蹲在旁边看热闹，嘴里骂着：“小兔崽子，不干正事，编这破玩意儿能当饭吃？”但眼神里却没有太多真正的阻拦。或许在他看来，孩子们能自己找点事做，不吵不闹，就算省心了。
李根柱没有打扰他们，他默默地走开了，但心里却翻江倒海。
他想起了之前赵老憨来问野菜，孙寡妇来求驱虫。这可以看作是个体间的零星求助。但眼前孩子们自发地“联网”捕鸟，虽然幼稚，却指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他们无意识地在尝试将微小的个体力量，通过一种简单的方式“整合”起来，去追求一个靠个人难以实现的目标。
这个念头让他激动得微微发抖。
在这个时代，皇权不下县，乡村的真正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各种形式的“组织”来维持的。宗族是一种组织，它以血缘为纽带，拥有族田、祠堂、族规，能对内救济、对外抗争。乡绅地主集团是一种组织，他们通过土地、财富和知识（识字、功名）垄断了基层权力。甚至胡里长催税，也是依靠里甲制这套半官方的组织形式。
而像李老栓、赵老憨、孙寡妇这样的贫苦农户，他们有什么？他们是一盘散沙！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权力结构中最底层、被任意汲取和压榨的基数！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李根柱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四个字。它听起来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只有赵老憨一个人偷偷来问野菜，而是几家情况类似、信得过的人，可以一起分享信息，划定区域，有计划地去采集，是不是效率更高，也更安全？
如果，不是各家各户提心吊胆地藏那点可怜的粮食，而是能有一个更隐蔽、更安全的地方，集中存放几家人最后的保命粮，并轮流看守，是不是更能应对突如其来的搜刮？
如果，下次胡里长或者官差再来逼债，站出来的不再只是李根柱一个人巧言周旋，而是几户人家推选出的代表，一起陈情，甚至只是默默地站在一起，形成一种无声的压力，效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想法让他既兴奋又恐惧。兴奋的是，他仿佛看到了一条可能打破现状的缝隙；恐惧的是，他深知“组织”农民有多难。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私、狭隘、缺乏信任、“各扫门前雪”的心态，是最大的阻碍。而且，任何形式的底层自组织，都是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一旦被察觉，必将招致残酷的镇压。
胡里长会允许他们“组织起来”吗？县衙的老爷们会容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但这颗种子，一旦种下，就开始顽强地生根发芽。李根柱开始有意识地在与赵老憨、孙寡妇等人的接触中，进行极其谨慎的试探。
比如，在告诉赵老憨某个野菜地点后，他会貌似无意地加一句：“那地方有点偏，一个人去怕是不安全，老憨叔你要是去，最好约上隔壁信得过的谁做个伴。”
又比如，在帮孙寡妇处理完榆树后，他会说：“这烟熏的法子，对别的招虫子的树也有用，婶子你要是看谁家也有类似的难处，可以说道说道。”
他的话语滴水不漏，完全是一副为对方着想的姿态，绝不提“一起”、“我们”这样的敏感词。他只是在播种“合作可能带来好处”的潜意识。
效果是缓慢的，甚至可能毫无效果。赵老憨下次可能还是一个人偷偷去了，孙寡妇也可能因为怕麻烦而闭口不谈。但李根柱并不气馁。他知道，改变几千年的惯性，需要时间，更需要契机。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并且继续悄悄地、一点一滴地，在这些绝望的沙土中，埋下关于“集体”的微小颗粒。
他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远处连绵的、光秃秃的山峦，心中第一次升起了一种超越个体生存的、宏大的谋划感。虽然这谋划还模糊得像晨雾，但方向，似乎已经隐约可见。
活下去，不再仅仅是他李根柱一家的事情。或许，可以有一种新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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