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该怎么判？”
陈默很久没有回答。他把孙小雨的所有数据摊在屏幕上，就像一个医生把病人的全身X光片挂满灯箱。他看了很久，每一秒，每一帧，每一个字节。
然后他做了一件赵临从未见他做过的事。
他打开了孙小雨智能手环的“环境音采集”权限——这是最高级别的隐私数据访问，通常只有涉及人身安全时才启用。赵临知道这是违规操作，但没出声。
扬声器里传出一段录音。凌晨两点，漆黑的房间里，一个小女孩的呼吸声。很轻，很浅，偶尔翻一次身。然后在凌晨三点四十七分，她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喃喃的，像在梦中：
“妈妈，我考了一百分。”
陈默的手指僵在触控板上。
又过了几秒，小女孩咳嗽了两声，然后安静了。录音结束。
陈默把界面关掉，后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赵临看到他喉结动了动，太阳穴上的青筋微微跳动。过了大概两分钟，他睁开眼睛，开始操作裁决系统。
他把信任值调整为82.0——不是恢复原状，因为孩子确实出现了适应性困难，但大幅减轻了处罚力度。然后他在备注栏里写了一段很长的裁决意见，建议社工介入、学校安排班主任定期家访、社区儿童服务站点纳入重点关注名单。
最后，在“是否启动临时监护机制”那一栏，他选了“是”。
提交的时候，他的手指是稳的。
那天晚上下班，陈默没走。赵临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坐在操控台前，屏幕上的孙小雨的照片还没有关。他的脸被屏幕光照着，黑漆漆的眼睛里映着那个扎马尾的小女孩。
赵临关上门走了。
第二天早上他来的时候，发现陈默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身上搭着那件灰色衬衫。桌上放着一杯凉透的咖啡，旁边还是一张便签，这次写着：H-8701-562，孙小雨，随访日期标注在六个月后。
他没有叫醒陈默。悄悄坐到自己位置上，开始处理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赵临发现自己也在慢慢被改变。他开始在街上走的时候注意周围的人，会想这个人信任值高不高、系统会怎么评估他、如果他被误判了怎么办。他成了一个反向的观察者——所有人在他眼里都被拆解成了数据点，但他用这些数据点去拼凑的，是同情。
陈默的状态却越来越差。他的眼圈更黑了，有时候一整个上午都不说话，只闷头处理案例。赵临发现他开始对一些边缘案例做出越来越“宽”的裁决——把更多人的信任值往上调，给更多备注建议，启动更多社会资源介入。
“你在透支。”赵临有一天终于忍不住说。
陈默没有否认。“我只是觉得，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但有些案例其实挺明确的，比如那个骗保的——”
“也有可能是走投无路。”陈默打断他，“我查过了，他女儿有罕见病。骗保不对，但系统扣了他二十分，他这辈子基本废了。我给他留了八分。”
赵临不说话了。他知道陈默在做什么——把裁决师从一个“中立概率计算者”，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辩护人。他在用自己的判断力对抗系统的冷酷，在每一道裂缝里塞进一点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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