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农庄住满半年后，某日清晨突然拍着徐先生的肩：“听说江南新稻种丰收了？咱们去瞧瞧。”不等苏言备好行囊，他已换上粗布长衫，带着暗卫和徐先生坐上了南下的马车。
这趟微服私访足足走了三个月。等他们带着一筐新摘的柑橘回来时，景琰正在农庄门口等得急跳脚——京里送来的奏折堆成了山，有两封还是八百里加急的边报。
“父皇！您可回来了！”少年眼下带着青黑，手里还攥着本被翻得起皱的《民生策》，正是当年苏言编的那本。
皇帝啃着柑橘，听他诉苦边境粮草调度的难题，忽然指着田埂上的稻草人：“你看那东西，看着唬人，实则空的。底下的根基没打牢，风一吹就倒。”
景琰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儿臣明白了！粮草调度得先查清各地存粮，就像种麦子得先翻土！”
苏言在旁递上凉茶：“先喝口茶。这监国的活儿，比种十亩地还累吧？”
少年接过茶，苦着脸点头：“皇姐说的是！从前觉得父皇坐在龙椅上威风，现在才知道，每天睁眼就是灾情、税银、边患，夜里还得防着谁又在背后算计……”他忽然压低声音，“昨日发现东宫旧人在偷偷联络藩王，我查了半夜才抓住把柄。”
苏言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想起他小时候怕虫子的模样，心里既欣慰又心疼：“累了就歇歇，这里永远有你的热饭热菜。”
皇帝却在一旁敲了敲烟杆：“歇是歇不得的，但得学会找法子。你姐姐教你算学，不是让你只算收成的。”他说着，接过景琰手里的边报，寥寥几笔批注，竟把粮草路线改得清晰明了，“用你学的几何，算算哪条路最近，哪处关隘最适合囤粮，不难。”
景琰看着批注，眼睛渐渐亮起来，转身就拉着伴读往书房跑，嘴里还喊着“我这就去画路线图”。
皇帝望着他的背影，笑着对苏言说：“这孩子，总算明白‘帝王术’不在权谋，在实处了。”
苏言没接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菜畦。那里的萝卜刚收完，景琰特意留了几畦，说要等父皇回来一起种冬麦。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皇帝隔三差五就带着徐先生“出门散心”，有时是去西北看新修的水渠，有时是去岭南尝改良的甘蔗，回来时总能带回些新想法，或是几穗饱满的谷种。
景琰则在朝堂与农庄间两头跑，忙得脚不沾地，却越来越有章法。他会把苏言教的“轮作制”用到全国农桑，也会用赵都尉教的防身术应对几次刺杀，更渐渐学会了在官员的争执中，像当年在菜畦里拔草一样，精准地剔除那些“碍眼的根须”。
有次他深夜赶回农庄，见苏言还在灯下编新的农书，忍不住问：“皇姐，你说当皇帝，是不是注定要孤孤单单的？”
苏言放下笔，给他端来碗热汤：“孤不孤单，看你心里装着什么。装着权力，自然孤单；装着百姓的饭锅、田里的收成，就不孤单了。”
少年捧着汤碗，看着窗外田埂上的月光，忽然笑了：“那我心里装着菜苗和绣架，算不算？”
“算。”苏言也笑了，“这些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后来，皇帝彻底放权给景琰，自己成了农庄里最清闲的“老农”，每日里除了看田、翻书，就是等着景琰回来，听他讲朝堂的事，偶尔插句嘴提点两句。
而苏言，依旧守着她的善堂和菜畦，只是教姑娘们刺绣时，会多讲些“民为邦本”的道理；编农书时，会在末尾添几页“赈灾简易法”。
没人再提当年的明黄旨意，也没人再争那龙椅的归属。景琰登基那天，没有大肆铺张，只是带着文武百官去了农庄，亲手种下第一株新麦。
站在田埂上，看着新麦在风中摇晃，苏言忽然觉得，那些年躲不开的风雨，终究化作了滋养这片土地的甘霖。而她的农庄，她的亲人，还有这天下的百姓，都在这片土地上，迎来了真正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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