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3日，星期二，香港，尖沙咀。
下午两点四十分，弥敦道旁一家不起眼的茶餐厅二楼包厢里，赵大刚第三次看表。
他对面的黄老板慢条斯理地喝着奶茶，手指敲着桌面上的合同：“赵老弟，不用急嘛，银行转账总要时间的啦。”
“黄总，说好两点半到账的。”赵大刚压低声音，眼睛不时瞟向窗外。窗外是香港繁华的街景，双层巴士缓缓驶过，穿西装的行人步履匆匆。这一切都让他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桌上这份“代理采购合同”一旦生效，十万片存储器的差价里有百分之十五归他——按黄老板的报价，那是整整四十二万港币的佣金。紧张的是，这笔钱见不得光，是他出卖华深电子商业机密换来的。
“来了来了。”黄老板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用粤语说了几句，然后笑着对赵大刚说，“银行确认了，首期二十万港币已经打到你在香港的账户。剩下的交货后付清。”
赵大刚感觉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二十万港币——按黑市汇率，差不多是九万人民币。他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在沈阳机床厂，他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才一百二，要干七十五年才能挣到这么多。
“那合同……”赵大刚的手有些抖。
“签，现在签。”黄老板把钢笔推过来。
就在赵大刚握住笔的瞬间，包厢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不是服务员，是三个穿便装的男人。为首的中年人掏出证件，语气平静：“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请问哪位是赵大刚先生？”
赵大刚手里的笔掉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
深圳，华深电子厂会议室。
李卫国正在和深圳经侦支队的两位警官看监控录像。屏幕上，赵大刚在复印室偷偷复印文件的画面清晰可见，时间戳显示是四天前的下午三点十七分。
“这份文件我们做了标记。”李卫国指着画面说，“左上角有肉眼看不见的荧光编号，复印后会转移。香港警方在合同上找到了相同的编号。”
经侦支队的王队长点点头，在本子上记录：“所以证据链是完整的——他窃取商业机密，复印留证，然后交给第三方谋利。”
“不止。”李卫国打开另一个文件夹，“这是他和黄老板之前的资金往来记录。上个月两笔，一笔五千，一笔八千，都是黄老板的公司账户转到他个人账户。我们有银行流水，也有黄老板公司会计的证言——那笔钱标注的是‘技术咨询费’，但赵大刚在华深电子的岗位是装配工，不提供对外咨询服务。”
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秘书探头进来：“李厂长，香港那边的电话。”
李卫国看了眼王队长，王队长示意他接。
电话是肖向东打来的，声音透过长途线路有些失真，但每个字都清楚：“人扣住了。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在交易现场抓的现行，合同上签了字，银行转账记录也拿到了。”
“他什么反应？”李卫国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刚开始想跑，被按住了。然后……哭了。”
李卫国握紧了听筒。
“黄老板那边呢？”他问。
“一起扣的。香港警方早就在查他虚报出口骗退税的事，这次加上商业贿赂和侵犯商业秘密，数罪并罚。”肖向东顿了顿，“深圳海关和税务局明天会正式发函，要求香港方面提供相关证据。”
挂断电话，李卫国看向王队长：“香港那边抓了现行。”
王队长合上笔记本：“那我们这边可以立案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根据《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再加上受贿，数罪并罚。”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窗外，华深电子厂的工人们正在换班，夜班工人提着饭盒走进车间，白班工人三三两两走出来。没有人知道，三楼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乎命运的审判已经开始。
“李厂长。”王队长突然问，“你们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李卫国看着窗外，缓缓点头：“是他自己一步步走进去的。我们只是……把门打开了。”
香港，湾仔警署。
审讯室的灯是惨白色的，照得赵大刚的脸色像一张旧报纸。他坐在铁质椅子上，双手戴着手铐，放在桌面上。桌对面是两个商业罪案调查科的探员，一个记录，一个提问。
“赵先生，你承认这份合同是你签的吗？”年长的探员推过一份复印件。
赵大刚盯着合同上自己的签名，那个昨天还代表四十二万港币的名字，现在成了铁证。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赵先生，配合调查对你有好处。”年轻探员语气缓和些，“你是内地居民，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被移交内地司法机关。但如果认罪态度好，配合我们指证黄永昌的其他罪行……”
“我要见律师。”赵大刚终于挤出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
“可以。”年长探员点头，“但在这之前，我想提醒你一件事。”他打开文件夹，取出一张照片，推到赵大刚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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