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日之后的沉寂，像一层越积越厚的冰，覆盖在连队上空。劳作机械地重复，但人人脸上都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疲惫与茫然。黑纱尚未取下，高音喇叭里的内容在哀乐、样板戏和日益增多的、语调严峻的“两报一刊”社论之间循环。空气里，悲伤正慢慢发酵成一种更广泛的压抑。
肖向东手上的伤已痊愈，留下一道浅粉色的硬痂。他不再需要去卫生所，与林美娟之间那点微弱的、规律的接触也随之断了。两人偶尔在连队小路上迎面遇见，也只是目光短暂交汇，便各自移开，连点头都省略了。那张与曹碧薇相似的脸，在巨大的时代低气压下，似乎也失去了最初那种尖锐的冲击力，变成背景里另一个沉默而疲惫的符号。
肖向东的全部心神，都聚焦在一件事上：找到系统性的学习资料。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搜寻。仓库周老头那里的“存货”早已被反复翻烂，除了那几本残破的《工农兵数学》和两册虫蛀的《代数》，再无收获。他甚至翻遍了连部过期文件堆和厕所里糊墙的旧报纸，只找到些零星的科普短文，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知识封锁。这比物理上的匮乏更让人焦灼。他知道宝藏就在那里——系统化的数理化知识，是撬动未来的杠杆。但他手里没有杠杆，连一块像样的垫脚石都找不到。
私下学习的行为也必须更加隐秘。他曾在晚饭后，借着宿舍窗台最后一点天光多看了几眼笔记，就被同屋一个热衷“积极表现”的知青半开玩笑地提醒：“向东，这么用功，想当‘白专’典型啊？” 语气里的试探和潜在的恶意，让肖向东背后一凉。
在1976年的北大荒，一个知青“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沉迷于“封资修”的数理化，这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学习，成了一种需要掩盖的“原罪”。
他需要盟友，更需要安全的渠道。
他想到了李卫国。那个在哀悼日结束后，与他有过短暂、隐晦交流的北京知青。李卫国的沉静和那双时而闪过思索的眼睛，让肖向东觉得，他或许不只是个沉默的承受者。
一天傍晚，肖向东在井台边“偶遇”了正在打水的李卫国。四下无人，只有井轱辘单调的吱呀声。
“李卫国，”肖向东压低声音，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核心，“我需要找路，找些‘硬’东西看。”他用了隐语。
李卫国摇辘轳的手顿了顿，水桶悬在半空。他抬起眼，目光锐利地审视着肖向东，几秒钟后，才缓缓将水桶提上来。“什么‘硬’东西？”他的声音同样低沉。
“数、理、化。越基础、越成体系的越好。”肖向东盯着他，“我觉得，天不可能一直阴着。总有一天，真本事会比空口号管用。”
这句话近乎直白，也极度冒险。它在试探李卫国的志趣，更在试探他的胆量和判断。
李卫国没说话，将两桶水打满，用扁担挑起。转身离开前，他脚步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我枕头底下，有点我父亲留下的旧纸头，不全。晚上。”
深夜，估摸着宿舍里的人都睡沉了，肖向东轻敲上铺床板。李卫国悄无声息地下来，手里是一个用破雨衣料包裹的严实小包。
两人像影子一样溜出宿舍，来到连队边缘那个堆放破旧农具的半塌窝棚。李卫国摸出半截宝贵的蜡烛头点燃，昏黄的光圈勉强撑开一小片黑暗。
油布包打开，不是印刷书籍，而是厚厚几大本手工装订的笔记。纸张五花八门，有泛黄的稿纸，有印着单位抬头的信纸，甚至还有裁剪过的报纸边。字迹工整有力，图表清晰，从初等数学的函数、几何，到物理的力学、光学基础，再到化学的分子式与反应方程，内容虽因纸张限制而跳跃，但脉络清晰，注解精到，远远超越了任何普及读物。
肖向东的手指抚过那些因岁月而脆硬的纸页，内心震动。这不仅仅是知识，这是一个被压抑的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用尽心力保留下的思想火种。
“他临走前，烧了几乎所有的书。”李卫国的声音在烛光摇曳中有些飘忽，“这些笔记，是他最后几年，半夜里偷偷写的。他说，有些东西，烧不掉，也忘不了。”他顿了顿，“但他没告诉我，记住了，又能怎样。”
“现在就能用。”肖向东小心地合上一本物理笔记，抬头，目光灼灼，“就从弄懂这些笔记开始。但光靠我们两个，效率太低，也很难搞到更多资料。得找更多真想学、也能管住嘴的人。”
李卫国立刻摇头：“人越多，风险越大。现在这风声……”
“所以要精，不要多。”肖向东早已想过，“找那些有真才实学、处境不甘、而且家庭背景相对简单干净，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人。我们不是搞组织，是……互相帮忙，准备应对可能的变化。”
两人压低声音，在烛光下筛选。陈思北，上海知青，心思缜密，做事极有条理，数理底子不错，家里是普通工人，平时不显山露水，但偶尔流露出的对现状的不甘，李卫国有所察觉。孙晓芸，文笔出众，负责连队宣传栏，政治嗅觉灵敏，父亲是国营厂技术员，成份是“工人”，这个身份有保护色，且她或许能通过宣传口的便利，接触到更多信息（哪怕是过滤过的），为大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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