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京城砚心阁的紫藤萝开得正盛,一串串淡紫色的花穗垂落在雕花窗棂上,风吹过便漾起阵阵幽香。沈砚坐在靠窗的梨花木案前,指尖摩挲着一本泛黄的《史记》,书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都是她连日来的心血。案头堆着数十卷零散的史料,从《后汉书》的残篇到岭南地方志的抄本,琳琅满目,却唯独找不到几位女性的名字。
“先生,这是您要的冼夫人相关记载,从太常寺藏书阁抄出来的,只这三页纸。”书童清砚捧着一卷麻纸进来,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
沈砚接过卷子,小心翼翼地展开。纸上字迹潦草,却清晰记录着冼夫人“抚恤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的功绩,以及她促成岭南归附隋朝、收复海南岛的壮举。“周总理曾称颂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这样的人物,正史中竟只寥寥数笔?”她轻声慨叹,眉宇间满是怅然。转头看向案头另一叠手稿,那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传说,取自民间话本,虽生动传神,却因“非正史所载”被世人视作戏说。
这样的发现并非个例。连日来,沈砚与砚心阁的几位编修翻遍经史子集,才勉强搜集到数十位杰出女性的事迹:商朝女将妇好东征西讨,为武丁开疆拓土;西汉吕母聚众起义,成为首位农民起义女领袖;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以八千水军大破十万金兵。可这些女子,要么被正史一笔带过,要么仅存于野史传说,无人为她们立传,更无人彰显其功绩。
“如此下去,再过百年,这些巾帼英雄的事迹怕是要湮没在尘埃里了。”沈砚站起身,望着窗外春光,眼中却燃起执拗的火光。她转身对清砚道:“传我话,砚心阁即日起,编纂《女子英烈传》,凡历史上有勇有谋、有功于家国百姓的女子,无论出身贵贱、正史野史,皆收录其中。”
消息一出,京城哗然。三日后,几位身着绯色官袍的翰林院学士联袂到访砚心阁,为首的正是以保守着称的翰林侍读李嵩。他刚踏入阁门,便带着几分不屑道:“沈先生乃饱学之士,为何要做此离经叛道之事?自古以来,史书皆为帝王将相立传,女子无才便是德,岂能与男子同列?”
随行的几位官员纷纷附和:“是啊,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相夫教子便是本分,何来‘英烈’之说?”“野史传闻岂能当真?若将戏说写入传记,岂不贻笑大方?”“此举恐违祖制,还望先生三思。”
沈砚端坐于主位,神色平静却目光坚定。待众人说完,她缓缓起身,走到案前,指着那卷冼夫人的史料道:“李大人可知,这位谯国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统领岭南十万部族,八十岁仍披挂上阵平定叛乱,使岭南百姓免受战火之苦。若无她,海南岛或许至今仍孤悬海外。这样的功绩,难道不配载入史册?”
她又拿起花木兰的手稿,声音陡然提高几分:“木兰替父从军十二载,塞旗斩将,攻城略地,却不求功名,只求归乡尽孝。她的忠勇孝悌,较之那些争名逐利的男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嵩面色一僵,仍强辩道:“即便如此,女子立传也于礼不合。先贤未为之事,我等岂能贸然破例?”
“先贤未为,便不可为吗?”沈砚目光如炬,直视着众人,“从盘古开天到如今,多少规矩被打破,多少先例被开创?史书是记录历史的载体,并非帝王将相的专属。这世间,女子既能操持家务、养育子女,亦能披甲上阵、安邦定国。她们撑起了家国的半边天,为何不能在史书中拥有一席之地?”
她顿了顿,语气愈发铿锵:“史书不应只写帝王将相,也该写那些撑起半边天的女子。她们的勇气、智慧与担当,同样值得后人铭记与敬仰。若因性别而将其功绩一笔抹杀,才是真正的贻笑大方,才是对历史的不恭。”
这番话掷地有声,让几位翰林院学士一时语塞。李嵩张了张嘴,终究没能找出反驳之词,只得悻悻离去。临走前,他撂下一句:“此举若遭圣上斥责,还望先生自行承担后果。”
沈砚并未退缩。此后数月,她带领砚心阁的编修们日夜操劳,足迹遍布京城大小藏书阁,甚至派人远赴岭南、凉州等地搜集史料。为了核实吕母起义的细节,他们查阅了琅琊郡的地方志;为了还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场景,他们走访了镇江的老渔民;为了确认秦良玉的战功,他们辗转求得《明史·秦良玉传》的完整抄本。
编纂过程中,质疑声从未停歇。有人匿名投书,指责沈砚“混淆男女尊卑,有失体统”;有人散布谣言,说砚心阁编纂此书是“哗众取宠,妄图邀功”;甚至有权贵之家派人施压,要求删除其先祖曾打压过的某位女性英烈的事迹。
面对重重阻力,沈砚始终坚守初心。她将所有匿名信付之一炬,对谣言置若罔闻,对权贵的施压则严词拒绝:“英烈事迹,实事求是,岂能因个人恩怨而篡改?砚心阁虽弱,却绝不会做歪曲历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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