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2日，傍晚至深夜
地点： 上海虹口日本海军俱乐部；南京下关码头附近；皖南通往南京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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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口，傍晚六点半）
苏砚站在镜子前，别扭地扯了扯西装领子。这身行头是桂花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藏青色哔叽料三件套，半新不旧，袖口有点磨毛了，但熨烫得笔挺。领带是深蓝色的，桂花婶给他打了个温莎结，手法熟练得让苏砚怀疑她以前是不是在裁缝铺干过。
“别扯了，再扯就皱了。”桂花婶拍开他的手，往他头发上抹了点发油，“记住，你叫陈文轩，南洋回来的华侨，在爪哇做橡胶生意。你爹跟日本人做过买卖，所以你能拿到请柬。”
苏砚点头，心里默背那份假履历：陈文轩，二十五岁，新加坡华侨中学毕业，伦敦大学经济系肄业（因战乱回国），现协助家族打理南洋橡胶园……
“舞会七点半开始，你七点四十到，别太早也别太晚。”桂花婶把一张烫金请柬塞进他西装内袋，“门口有宪兵检查，别紧张，大大方方的。进去后直接去酒水台，要杯香槟，然后找机会上二楼阳台。”
“白鹤长什么样？”
“四十岁左右，戴金丝眼镜，左手小拇指戴个玉扳指——和田白玉，有道裂。见到他，你就说‘今日黄酒甚酸’，他回‘明日新茶回甘’。然后他会给你雪茄，你接了就走，别多问。”
“雪茄里是什么？”
“不知道，我的任务就是把你送进去。”桂花婶看着他，眼神复杂，“苏砚，活着回来。你爹……是个好人。”
苏砚深吸一口气：“我会的。”
外面天已经擦黑，桂花婶叫了辆黄包车。车夫是个精瘦汉子，看了苏砚一眼，没说话，拉起车就跑。
虹口这边是日占区核心，街上到处都是太阳旗和日语招牌。海军俱乐部是栋三层西式建筑，原本是英国人的商会，现在被日本人占了，门口站着四个持枪海军陆战队士兵，刺刀在暮色里泛着冷光。
黄包车在街角停下。车夫低声说：“前面过不去了，您自己走一段。”
苏砚付了钱，下车。腿还有点软——地窖里待了两天，突然站到光天化日下，有点不适应。他整了整西装，朝俱乐部走去。
门口已经排起了队，都是些衣着光鲜的男女，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西洋人——大概是中立国的商人或记者。
轮到苏砚时，他把请柬递给宪兵。宪兵仔细核对照片——照片是桂花婶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个和苏砚有五六分像的青年。
“陈桑？”宪兵用生硬的中文问。
“是。”苏砚尽量让自己的口音带点南洋腔，“刚从新加坡回来。”
宪兵打量他几眼，摆摆手：“请进。”
进了门，是个挑高的大厅，水晶吊灯亮得晃眼。乐队在角落演奏着爵士乐，穿和服的女招待端着托盘穿梭。空气中混杂着香水味、雪茄味和酒精味。
苏砚按桂花婶说的，直接走向酒水台。酒保是个日本人，鞠躬问：“先生喝什么？”
“香槟。”
一杯冒着气泡的香槟递过来。苏砚接过，抿了一口——甜的，有点涩。他端着杯子，目光扫视全场。
大厅里大概百来人，三三两两交谈。日本军官居多，肩章上的星星晃眼。也有穿西装的中国商人，点头哈腰地敬酒。几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陪在旁边，笑得娇媚。
没看见穿白西装戴金丝眼镜的。
苏砚慢慢移动，耳朵捕捉着零碎的对话：
“……海军省的最新指示……”
“……这批橡胶质量不错……”
“……汪主席下周访日……”
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内容。他看了眼怀表——七点五十。该上二楼了。
楼梯在大厅侧面，铺着红地毯。苏砚刚踏上台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陈先生？”
苏砚身体一僵，缓缓转身。是个穿海军中佐制服的中年日本人，脸上带着笑，但眼神锐利。
“您是？”苏砚保持镇定。
“佐藤一郎，海军省联络官。”佐藤伸出手，“听说陈先生是南洋回来的橡胶商人？正好，我们海军需要一批优质橡胶……”
苏砚心里叫苦，但面上还得应付：“佐藤先生，幸会。不过今天我是来……”
“来玩嘛，我懂。”佐藤拍拍他肩膀，压低声音，“但陈先生，有些场合，还是要多结交些朋友。比如那边那位——”他指向大厅另一端，“吉田正一课长，特高课的实权人物，他也对南洋生意很感兴趣。”
苏砚顺着方向看去，心脏差点停跳。
吉田正一！
他就站在离酒水台不远的地方，穿着深灰色西装，端着酒杯，正和两个穿将官制服的人交谈。似乎感应到目光，吉田转头朝这边看了一眼。
苏砚立刻移开视线，手心全是汗。吉田怎么也在上海？还出现在这种场合？
“吉田课长可是大忙人，”佐藤还在说，“能让他亲自来上海的，肯定是大事。陈先生，要不要我引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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