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廿二，1780年6月24日。
京师紫禁城 养心殿
琼州府至北京的驿道，在五月炽热的阳光下蒸腾着扭曲的热浪。自五月初八临高陷落、伪檄传出，这道标注着“六百里加急、十万火急”的奏报匣子，便如同被地狱之火炙烤的烙铁，沿着帝国纵贯南北的驿路，昼夜不息地向北飞驰。
驿卒在雷州半岛换马不换人，冲过粤西丘陵；入广西境，经梧州、桂林，汗水与尘土将号衣板结成壳；翻越五岭，进入湖南，长沙、岳阳的驿站在深夜被凄厉的铜铃与嘶哑的“加急！避让！”声惊醒；横渡烟波浩渺的长江，过武昌，驰骋于中原一望无际的官道；穿越河南，经郑州、安阳；最后直入直隶，过保定，冲向巍峨的京师九门。
全程近六千里，按最严苛的“六百里加急”标准，每日拼死疾驰五百里以上，沿途所有车马行人闻铃即避，驿站备好最强健的驿马和最简练的干粮清水。即便如此，地理天堑无法压缩，加上盛夏南方多雨、河流涨水需寻渡或绕行等因素，这份携带着伪檄全文抄本的加急奏报，仍用了整整十四天，于五月廿二日午后，递抵兵部，随即被不敢有片刻耽搁的兵部尚书直送大内。
养心殿东暖阁内，数个巨大的青铜冰鉴散发着丝丝缕缕的凉意，试图抵御窗外滚滚热浪。然而，当那份几乎一字不差抄录的《南明共和国讨清复汉檄文》被铺陈在御案上时，阁内所有的凉意瞬间被一股无形的、更凛冽的寒流所取代，空气仿佛凝固成了透明的冰。
首席太监胡世杰侍立一旁，屏着呼吸，眼角的余光看到皇帝的手指捏住了那几页轻飘飘却又重若千钧的纸，指节因极度用力而微微发白，手背上淡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乾隆皇帝的目光，如冰锥，如刀锋，缓缓扫过那些墨迹淋漓、却又仿佛带着硝烟与海腥气的文字。他没有立刻震怒，而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逐字逐句地阅读、咀嚼、分析。越是细看，他眼中那最初的惊怒，便越是沉淀为一种深不见底的凝重与森寒。
“自三皇立极……虏酋僭号，祸乱中原……一百三十六载矣！”
——他的嘴唇抿成一条毫无弧度的直线。从顺治元年（1644）算起，到今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不多不少，正好一百三十六年。对方连这个数字都算得如此精准，绝非寻常草莽临时起意，而是蓄谋已久，甚至可能有一套自己的历法推算体系。
“裂我衣冠，毁我礼乐，圈地掠民，屠城戕儒。岭南之地，复有广州之屠……”
——他的瞳孔微微收缩。这些词句，像淬了剧毒的匕首，精准无比地刺向汉人士绅心底最隐秘、最疼痛的那块旧伤疤。“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之屠”……这些被朝廷刻意淡化、却在民间野史和口耳相传中从未真正熄灭的记忆灰烬，被这纸檄文猛地吹燃，成了燎原的引信。这不仅是揭疮疤，更是要掘断大清统治在汉人士林中的法理与情感根基。
“昔大明建文皇帝……浮槎远遁……终抵南方新洲。三百年来……遂成‘南明共和国’。”
——乾隆心中冷笑，那冷笑却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寒意。“建文遗脉？海外新洲？共和国？” 这故事编造得太过工整，太过“周全”，周全得近乎诡异。这伙贼寇巧妙地接续了前明最具悲剧色彩和想象空间的法统，解释了自身火器与制度“异类”的来源（海外三百年发展），更抛出了一个闻所未闻、却与“大明”强行嫁接的“共和”名号。这比历朝历代“朱三太子”、“朱四太子”之流的粗糙把戏，高明得不像出自中土固有的思维范式。
“……南明共和国大元帅、元老院首席执政陈克，乃建文皇帝血脉之正胤……”
“陈克……元老院……首席执政……”
——这些名号在他舌尖无声滚过，每一个字都透着精心设计却又生硬嫁接的异样感。不是“陛下”、“殿下”，不是“丞相”、“都督”，也不是前明的“内阁首辅”，更不是西洋传来的“国王”、“大公”。这种不伦不类、却又自成体系的称谓组合，本身就带着一种刻意与传统帝制、与现有秩序彻底割裂、另起炉灶的强烈挑衅意味。
“建文帝后裔，竟姓陈？” 乾隆的第一反应是荒谬与怀疑，“莫非是陈氏篡位，假托前明旗号？” 但随即，那“共和国”三字，像一根冰冷的钢针，猝然刺入他博闻强识的记忆深处。
“共和国”……
他猛然想起，大约三、四年前，两广总督确有一份密奏，在例行禀报广州“夷务”时，曾隐约提及：欧罗巴泰西诸国之中，有所谓“共和国”者，如威尼斯、荷兰、瑞士等，其国不立君主，或由多人共治，或由“议事会”执掌权柄，纲常紊乱，实乃无父无君之邦。当时他只觉是海外蛮夷不知礼法、自取灭亡的又一例证，在奏折上朱批“蛮邦无道，岂足为训”八字，便丢开不再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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