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当阳市委派出的考察团分成三路出发了。一路由刘云浩带队，到浙江学“千万工程”和基层治理；一路由张建华带队，到江苏学营商环境和产业集群；一路由卿宏伟带队，到广东学城市更新和智慧城市。
出发前一晚，刘云浩在办公室看材料看到很晚。秘书卢亮进来提醒：“刘书记，明天要赶早班飞机，您该休息了。”
“小卢啊，你说咱们这趟出去，真能学到东西吗？”刘云浩放下手里的材料。
“肯定能。”卢亮说，“浙江的‘千万工程’搞了二十年，农村变化特别大。咱们去取经，一定能学到真经验。”
“就怕只学个表面，回来硬套。”刘云浩站起来走到窗边，“当阳有当阳的情况，浙江有浙江的条件。学习不是照抄，是要学思路、学方法，再结合咱们实际去创新。”
“刘书记说得对。”
第二天一早，考察团十五个人飞到杭州。浙江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在机场接机，安排得很周到。但刘云浩提出：“先不看你们安排好的点，我们随便找个村子看看吧。”
“随机看？”接待的同志有点为难。
“对，随便选。”刘云浩说，“想看看浙江农村平时真实的样子，不是专门准备的样板村。”
于是考察团没按原计划去知名示范村，而是沿着高速，随机找了个出口下去。车子开进一个普通村子——余杭区的径山村。
村口立着“全国文明村”的牌子，但村子看起来并不起眼。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收拾得干干净净。三月天，油菜花开得正旺，村民都在田里忙活。
刘云浩下车，顺着村路往里走。路上看不到垃圾，河水很清，家家门口都种了花。走到村中心的文化礼堂，有几个老人在下棋。
“老人家，村里这么干净，怎么保持的？”刘云浩问。
一位老人抬起头：“天天打扫啊。村里有保洁员，各家各户也自觉。垃圾都分类，定点扔。”
“花了不少钱吧？”
“没花太多。”老人说，“主要是养成习惯了。刚开始也不适应，村干部天天上门讲，慢慢就习惯了。”
刘云浩继续往前走，看见村头有个公示栏，上面贴了村里的财务收支、项目建设和评比结果，写得清清楚楚。
“这个公示栏，村民都看吗？”他问村支书。
“看，每天都有人看。”村支书四十来岁，“村里的事，得让老百姓知道、参与、监督。这是‘千万工程’的要求。”
“‘千万工程’搞了二十年，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坚持。”村支书说，“坚持一年两年不难，二十年如一日不容易。但坚持下来，效果就出来了。”
离开径山村，考察团又随机看了几个村庄，情况都差不多——干净、整齐、有秩序，但又不失乡村原本的味道。
晚上，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请考察团吃饭。饭桌上，刘云浩问：“浙江的‘千万工程’，为什么能坚持二十年？”
副部长想了想：“刘书记，我觉得有三点：第一，领导重视，一任接一任干；第二，群众参与，不是政府唱独角戏；第三，有机制保障，有考核、有奖惩。”
“钱从哪儿来？”
“来源挺多。”副部长说，“省里补一点，市里配一点，县里出一点，村里筹一点，社会捐一点。关键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能等靠要。”
刘云浩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
之后几天，考察团看了安吉的美丽乡村、德清的乡村旅游、桐乡的数字乡村。各地都有特色，但共同点是：按规律办事，一步步来，长期坚持。
最后一天，浙江省委书记专门抽出时间和考察团座谈。
“刘书记，当阳是老工业基地，转型不容易。”省委书记说，“但浙江的经验证明，只要路子对、坚持干，一定能成功。”
“书记，我们感触最深的是，浙江的干部有定力，不急功近利。”刘云浩说，“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这对我们启发很大。”
“是啊，定力很重要。”省委书记说，“发展不能只看眼前，要看长远；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综合账。浙江搞‘千万工程’，开始时也有人不理解，觉得花钱多、见效慢。但二十年后再看，这笔账很值。”
座谈结束，刘云浩握着省委书记的手说：“感谢浙江分享经验。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消化，结合当阳实际，走适合自己的路。”
“祝你们成功。”
回程飞机上，考察团成员讨论得很热烈。刘云浩让大家每人说三点最深的体会。
组织部部长说：“我最大的感受是党建引领。浙江农村党组织很扎实，党员带头干。”
农业局长说：“我最大的感受是因地制宜。浙江的美丽乡村不是千篇一律，各有各的特色。”
环保局长说：“我最大的感受是绿色发展。浙江的农村，生态和经济是协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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