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乱石村。
一个叫赵守本的年轻人，坐在便民亭里发呆。
他今年十九岁，在县城念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见过些世面。村里人都说他有出息，将来能当大官。可他自己知道，他不想当官，他想回来种地。
他爷爷的爷爷，就是赵守田。
赵守田那本破破烂烂的旧账本，如今传到他手里了。纸已经发黄，边角都磨破了，可上头一笔一画的字，还认得清。
他每天翻那本账本，翻来覆去地看。
看的不是账，是那些字里行间的东西。
便民堂还在。
那三间青砖房，二百多年了，修了又修，补了又补，可还是那三间房。墙皮剥落了好几层，窗棂换了又换，可那房子的位置，还是当年那个位置。
便民亭也在。
四根老榆木柱子，换了三根了。只有一根还是当年的老木头，上头长满了青苔，摸上去滑滑的。村里人说，那是林先生亲手摸过的。
那堆土还在。
没有人给它立碑，没有人给它砌墓，就是一堆土，和旁边的地没什么两样。可每年清明，都有人来添几锹土。
添土的人，有姓赵的，有姓周的，有姓孙的，有姓刘的。他们的祖宗，都是当年跟着林先生种地、修渠、织布的人。
赵守本坐在亭子里，望着那堆土，望着便民堂，望着坡下的棉田。
棉田还在种棉花。种的法子，还是林先生当年传下来的那些法子。当然，也有些改进——用的是新式化肥，是新式农药，可那些“深耕”“轮作”“治虫”的道理，还是林先生那套。
他忽然想起爷爷讲过的一件事。
那年爷爷还小，跟着曾祖去便民堂看书。曾祖指着那排书架说：
“守田老祖宗当年，就坐在这儿，一笔一画记账。他记的那些账，后来都教给村里人了。”
爷爷问：“那些账本还在吗？”
曾祖说：“在。都在便民堂里。”
后来那些账本真的还在。赵守本亲眼见过，一本一本，摞在书架上，纸都黄了，可字还认得清。
他翻过一本，上头记着：
“泰昌二十六年春，便民堂收书五册。一册《青州府农事便览》，一册《河间实用农技汇编》，一册《顺德府匠作辑要》……”
字写得工工整整的，是赵守田的亲笔。
他摸着那些字，忽然觉得，二百多年前那个人，好像就坐在他旁边。
民国二十六年，日本人来了。
乱石村的人往南逃，逃到半路，又回来了。
赵守本问他爹：“咱咋不走了？”
他爹说：“走啥走？地在这儿，房子在这儿，祖宗也在这儿。走了，这些就没了。”
日本人进村那天，赵守本躲在便民堂里。
他听见外头有马蹄声，有吆喝声，有哭声。他把那本赵守田的旧账本抱在怀里，蜷在角落里，不敢出声。
马蹄声越来越近，在便民堂门口停住了。
有人下马，推开门。
赵守本不敢抬头。他看见一双带泥的军靴，站在门槛边。
那人站了一会儿，忽然退了出去。
门又关上了。
马蹄声渐渐远了。
后来有人告诉他，那个日本军官，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那块“便民堂”的匾，然后转身走了。
赵守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走。
可他知道，那块匾，是林先生当年让人挂上去的。
解放后，乱石村的日子好起来了。
赵守本当了村里的会计。他管账的法子，是从赵守田那本旧账本里学的。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从不出错。
有人问他：“你这账法，谁教的？”
他说：“林先生教的。”
那人愣了：“林先生？哪个林先生？”
赵守本指了指便民堂的方向。
那人更愣了：“林先生不是死了几百年了吗？”
赵守本说：“死了几百年，可他的法子还在。我这账法，就是从他传下来的那本账本里学的。”
那人没再问。
可后来，他也去便民堂翻那本账本了。
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了。
他们说要破四旧，要把那些老东西都烧掉。
便民堂的门被踹开了，那些书架被推倒了，那些书被扔了一地。赵守本冲进去，跪在地上，把那些书一本一本捡起来。
红卫兵头头瞪着他：
“你这老东西，想干什么？”
赵守本抱着那些书，说：
“这些都是有用的书。你们烧了，往后的人用什么？”
红卫兵头头笑了：
“往后的人用新书！用毛主席的书！这些封建糟粕，留着干什么？”
赵守本不说话。
他只是抱着那些书，跪在地上。
后来，村里的老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站了一院子。
他们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
红卫兵头头看看这些人，看看赵守本，看看那些书。
他忽然挥了挥手：
“走！”
红卫兵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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