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二十九年的春天，京城的官道上，车马比往年多了几倍。
有从南边来的茶叶商，有从北边来的皮货商，有从东边来的布商，有从西边来的药材商。他们的车队一辆接一辆，把官道堵得满满当当，赶车的把式们扯着嗓子互相吆喝，骂骂咧咧的，可脸上都带着笑——生意好，骂几句也不碍事。
户部的官员们忙得脚不沾地。
各地的赋税册子堆成小山，他们一本一本翻，一笔一笔算。算完了，面面相觑，都不敢信。
泰昌二十八年，全国赋税收入比十年前增长了四成。不是一地一县，是通国。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江浙——除了个别遭灾的州县，全都在涨。
最吓人的是北直隶。
十年前，北直隶的赋税在全国排第六，比不上江浙，比不上湖广，连山东都比不上。如今，它窜到了第三，仅次于江浙和湖广。
户部尚书拿着那本账册，在堂上站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
“北沧州那地方，到底是怎么弄的？”
没人能答上来。
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北沧州那地方，出了一个林越。
工部的官员也在忙。
各地报上来的河工奏折，一封接一封。往年这些奏折，十封里有七八封是报灾的——某处河堤溃了，某处水渠淤了，某处又闹水患了。今年不一样，十封里有五六封是报功的——某处河工竣了，某处水渠通了，某处多少年来头一回没遭灾。
最让工部堂官吃惊的，是河南那几条江河。
宋濂在河南干了五年，把那几条江河修得妥妥当当。去年汛期，黄河涨水，那几条江河把水分走了大半，下游州县安然无恙。当地人给那几条江河起了个名字，叫“宋公渠”。
宋濂听了，让人把那名字抹了。
他说：“这渠的法子，是北沧州林先生教的。要叫，就叫‘林公渠’。”
可林越不在河南。
他在乱石村，靠在廊下那张藤椅上，望着远处那片棉田。
兵部的官员也有话说。
北边那几个卫所的将军，这几年递上来的奏折，口气越来越松快。往年奏折里写的都是“边关吃紧”“军粮不足”“请拨银两”，今年写的却是“边关安稳”“屯田丰收”“请裁冗员”。
最夸张的是青崖关的韩奎将军。
他在奏折里说，他们那儿这几年推行新式农具、改良种子、兴修水利，军屯的粮食翻了一番。如今不光不用朝廷运粮，还能匀出一些卖给附近的百姓。
兵部尚书看了那奏折，愣了半天，说了一句：
“这是边关，还是粮仓？”
没人能答上来。
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那地方，也挨着北沧州。
朝堂上的风向，也在慢慢变。
早年那些骂林越“聚敛”“邀名”“自成一体”的言官，这几年渐渐不说话了。不是不想骂，是骂不出口——人家干的事，桩桩件件都在那儿摆着，百姓的日子确实好了，边关确实稳了，赋税确实多了，你骂他什么？
有几个聪明的，开始转弯了。
他们写奏折，不再弹劾林越，而是夸他。夸他“务实惠民”“经世致用”“真儒者之功”。有一个甚至提议，请朝廷追赠林越一个谥号，以彰其德。
那奏折递上去，留中不发。
皇帝没批，也没驳。
他只是把那份奏折压在了案头，压了很久。
泰昌二十九年的夏天，方县尊升官了。
他在这个县干了八年，政绩卓着，吏部考功司评了个“上上”。朝廷要调他去顺德府做通判，主管河务农桑。
临走前，他又去了乱石村一趟。
他在廊下坐着，跟林越说了很久的话。说这八年的变化，说县里的百姓，说他舍不得这个地方。
林越听着，偶尔点点头。
说完了，方县尊站起身，朝林越深深作了个揖。
“先生，晚生要走了。”他说，“临走前，有句话想跟先生说。”
林越望着他。
方县尊站在那里，眼眶有些红：
“晚生这八年，断过案子，修过河渠，办过学堂，劝过农桑。桩桩件件，都是从先生这儿学的。”
他顿了顿。
“晚生不是个好学生，学得慢。可晚生记住了先生一句话——‘心里要装着百姓’。”
林越望着他，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了牵。
“方县尊，”他说，“你是个好官。”
方县尊愣在那里，半天没动。
他忽然跪下去，朝林越磕了三个头。
然后他站起来，转身走了。
走出院墙豁口，走出榆树巷，走出村口老槐树。
他没有回头。
可他走得稳稳当当的。
那年秋天，州城的集市比往年更热闹了。
东街、西街、南街、北门外的土路，全都摆满了摊子。卖粮食的，卖布匹的，卖农具的，卖日用杂货的，卖吃食的，卖药材的，还有走江湖耍把式卖艺的。
讨价还价声，吆喝声，笑骂声，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嗡嗡嗡的，像一锅煮沸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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