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京都的秋风已经带了凉意。
梁楚河缩了缩脖子，把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又裹紧了些。风跟刀子似的，专往人骨头缝里钻。
他已经在这潘家园门口蹲了快一个钟头了，屁股底下的马扎冰凉，心里比这马扎还凉。
兜里还剩七块二毛钱，这是他全部的家当。
三个月前，他还是红星机械厂的技术员，二十四岁，大学毕业，捧着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厂里的大师傅都夸他脑子活，肯钻研，是根好苗子。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大概就是厂房、图纸、机油味儿，然后熬资历，分房子，娶媳妇，生孩子，稳稳当当一辈子。
可这世道，说变就变了。
“改革”“改制”这些词儿，以前在报纸上看着挺激动人心，真砸到自己头上，才知道有多疼。厂子效益不好，要减员增效，第一批下岗名单里，就有他梁楚河。
理由？他是技术员里最年轻的，没背景，没资历，不裁他裁谁？
那天，他拿着那张薄薄的下岗通知书，站在厂门口，看着锈迹斑斑的“红星机械厂”五个大字，脑子里一片空白。那感觉，就像是被人从一艘安稳的大船上，一脚踹进了冰冷的海里。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
原本说好要谈婚论嫁的女朋友，起初还安慰他几句，说什么“楚河你这么有本事，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他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人家姑娘的脸色也一天比一天难看。
终于有一天，她约他出来，把之前他省吃俭用买给她的金戒指还了回来。
“楚河，我们……不合适。”
“是我现在没工作了，对吧？”他当时哑着嗓子问。
姑娘没说话，只是低着头，那意思再明白不过。
她走了，头也没回。梁楚河一个人在马路边站到天黑，手里的戒指硌得掌心生疼。他没哭，就是觉得心口堵得慌，喘不过气。
从那以后，他就彻底成了一个“逛子”，一个无所事事的社会闲散人员。
起初还想着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可那时候，私营企业刚起步，要的都是能立马带来效益的销售、业务员，谁会要一个只懂车床和图纸的国企技术员？
他住的那个大杂院里，街坊邻居看他的眼神也变了味儿。从前的“大学生”“技术员”，变成了现在的“唉，那谁家的小子，可惜了”。
他受不了那种眼神，白天就往外跑。京都这么大，总有地方能待。
跑着跑着，就跑到了潘家园。
这里乱，但热闹。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操着南腔北调的人挤在一起，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子土腥味和发财梦的味道。
有人一夜暴富，也有人倾家荡产。
梁楚河对古玩一窍不通，他来这儿，纯粹是因为这里没人认识他，没人用那种同情又带点轻视的眼神看他。在这里，他只是无数“打眼”或者“捡漏”的人之一，平等得很。
他每天天不亮就来，在鬼市上跟着人流瞎转悠，听那些半真半假的“掌故”，看那些或真或假的“宝贝”。他没钱买，就是看，就是耗时间。
他心里也存着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万一呢？万一哪天真叫自己碰上个宝贝，不就翻身了？
可幻想终究是幻想。他在潘家园逛了快俩月，除了把兜里最后那点遣散费花光，就只剩下满脑子不着边际的古玩故事和一双看什么都像“老物件”的眼睛。
“嘿，哥们儿，嘛呢？又来听课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梁楚河回头，是摆摊卖连环画的“小辫儿”。因为后脑勺留着一根细细的小辫子，潘家园的人都这么叫他。
梁楚河扯了扯嘴角，算是笑了：“闲着也是闲着。”
“我看你天天来，怎么光看不练啊？”小辫儿递过来一根烟，“来一根？”
梁楚河摆摆手：“戒了。”
其实不是戒了，是抽不起了。以前在厂里，好歹也是红梅、大前门不断，现在，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小辫儿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的烟雾在清晨的冷空气里散开。
“我跟你说，这行啊，得靠胆子。你看我这摊儿，九成九都是新印的，可架不住有人信啊。昨天一个外地来的老板，愣说我这本《铁道游击队》是他爷爷传下来的，非花三百块买走了。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小辫儿说着，自己都乐了。
梁楚河没乐。他知道，自己没那个胆子，也没那个脸皮。他骨子里还是那个国营厂出来的技术员，讲究个实事求是，弄虚作假的事，他干不来。
“我就是瞎逛逛。”他闷声说。
小辫儿看他那样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你也别太当真。这地界儿，就是个乐子。真想发财，不如去买国库券。”
梁楚河没接话。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
他得找点东西填填肚子，然后想想，明天该怎么办。
七块二毛钱，买两个馒头，一包咸菜，能撑两天。那后天呢？大后天呢？
他茫然地走在潘家园拥挤的人群里，周围的叫卖声、砍价声、吹牛声，都离他很远。他像一个透明人，融不进这片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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