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居正府邸的书房，深夜时分仍亮着灯。
烛火在琉璃罩里跳跃，映着三张神色凝重的脸。薛居正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青瓷茶盏的边缘，盏里的茶早已凉透。左首坐着的是刑部侍郎郑仁诲，右首是郑州刺史薛昭——薛居正的嫡长子，今日才借口“述职”连夜赶回汴梁。
“父亲，陛下这是要动真格的了。”薛昭年近四十，面白无须，此刻额上却沁着细汗，“度支审计司的人已经到郑州了，领头的叫王延嗣，是个油盐不进的硬骨头。他们拿着陛下的手谕，要查近十年的田赋账册，还要重新丈量永业田……”
“永业田”三个字像针一样刺进薛居正心里。薛家在郑州有永业田八百顷，按律免税，但其中至少有两百顷是历代巧取豪夺、瞒报侵吞而来。这些地要是被查出来，补税事小，欺君之罪事大。
郑仁诲捋了捋花白的胡须，声音压得极低：“不止郑州。我收到消息，审计司派了六路人马，分赴河南、河北、淮南、山东。领头的都是寒门出身的年轻官员，与各地世家素无瓜葛。陛下……这是有备而来。”
“范质呢？”薛居正终于开口，声音沙哑，“他身为首相，就坐视陛下如此胡来？”
“范相劝过，但陛下不听。”郑仁诲苦笑，“朝会那日的情形你也看见了，陛下是铁了心要清账。说什么‘历代王朝崩溃，主因是没钱’……这话倒是实在，可有些事，能说不能做啊。”
书房里沉默下来。窗外传来更鼓声，三更天了。
薛昭忽然说：“父亲，各位叔伯，咱们……不能坐以待毙。”
“你想如何？”薛居正抬眼。
“审计司要查账，就让他们查。但账册可以‘遗失’，田亩可以‘混淆’，丈量的绳尺可以‘不准’。”薛昭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只要拖上三个月、半年，等陛下这阵心血来潮过了，或者北边契丹又生事端，自然就顾不上这些了。”
郑仁诲摇头：“拖得过初一，拖不过十五。陛下既然开了这个头，就不会轻易罢手。你没听说吗？连潞州李筠那样的大功臣，陛下都敲打过了——李筠在潞州有赐田三百顷，这次也乖乖重新登记，一分不少地补了历年田赋。”
“那是李筠胆小！”薛昭有些激动，“我们薛家三代为官，门生故吏遍及朝野，难道还怕……”
“闭嘴！”薛居正厉声喝道，随即又压低声音，“你懂什么？陛下这次是算准了的。先打胜仗立威，再借抚恤将士收买军心，现在腾出手来整顿财政——步步为营啊。”
他站起身，踱到窗边。夜色如墨，只有檐角挂着的灯笼在风中晃动，投下昏黄的光晕。
“昭儿，明日一早你就回郑州。”薛居正背对着两人，“王延嗣要查，就让他查。账册如实给他看，田亩也让他丈量。咱们薛家在郑州的永业田，是多少就是多少，一分不许瞒报。”
薛昭愕然：“父亲！那两百顷……”
“舍了。”薛居正转过身，烛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陛下要钱，咱们就给钱。但要让他知道，这钱给得不痛快，给得有代价。”
郑仁诲若有所思：“薛公的意思是……”
“天下田赋，隐漏者何止万千？陛下能查我薛家，能查郑家，能查所有世家大族吗？”薛居正缓缓坐回椅中，“咱们带头‘如实申报’，其他家会怎么想？那些本来就观望的，那些与咱们有姻亲故旧关系的，会跟着做，还是会硬扛？”
他端起冷茶，抿了一口，苦涩在舌尖蔓延。
“等所有人都叫苦连天，等朝野怨声载道，等陛下的新政推行不下去的时候……”薛居正放下茶盏，瓷底碰在紫檀木案上，轻轻一声响，“自然有人会站出来说话。”
薛昭眼睛亮了：“父亲高明！这是以退为进！”
“不是以退为进，是求生。”薛居正长叹一声，“昭儿，你要记住，咱们这位陛下……和先帝不一样。先帝是武将出身，讲义气，重情分。可陛下他……”
他顿了顿，想起朝会上那双冷静得可怕的眼睛。
“陛下心里有一本账。谁的忠心值多少钱，谁的能耐值多少粮，谁的人头能换多少地，他都算得清清楚楚。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耍小聪明，死路一条。”
窗外忽然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凄厉而突兀。三人同时噤声，仿佛那叫声是什么不祥的预兆。
许久，郑仁诲起身告辞。薛居正送到书房门口，郑仁诲忽然回头，低声说：“薛公，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请说。”
“我听说……北边有人递话进来。”郑仁诲的声音几不可闻，“说若陛下逼得太紧，他们愿意……换个懂事的天子。”
薛居正浑身一震，死死盯着郑仁诲。月光下，这位老友的脸半明半暗，看不出表情。
“这话，我就当没听过。”薛居正一字一句，“你，也最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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