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九月，延安的秋老虎还没退，余念新背着青训班的结业证书，走进了 “民政处临时调查科” 的窑洞。这地方在边区政府附属机关区，几排窑洞连在一起，门口挂着木牌，字漆得有些褪色。
带他的是卢炳诚科长，三十多岁，戴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陕北口音，慢腾腾的。第一天上班，卢炳诚指着桌上的一摞表格：“小余，你就帮我抄表，乡上送来的减租账，你核对清楚，数字别写错。”
余念新点头应下。桌上的表格堆得老高，都是各县报来的农户租息数据，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人眼晕。他知道，这些数字看着普通，却是减租政策落实的关键 —— 多一分少一分，关系到农户能不能吃饱饭。
头几天都顺顺利利，余念新每天抄表、核对，没出半点错。卢炳诚看在眼里，偶尔会多给他一块红薯：“你这孩子，心细，比有些成年干部还靠谱。”
第五天傍晚，延安下了场小雨，土路上满是泥。卢炳诚让余念新去后院的储藏室，取一份洛川地区的旧档案。
储藏室靠着山壁，里面堆着半人高的竹箱，弥漫着霉味。余念新翻了半天，终于找到标着 “洛川租息” 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除了要找的档案，还压着一份没归档的 “洛川农户租息表”。
他随手翻了翻，心里咯噔一下 —— 这份表上的数字，跟他前几天抄录的不一样。几户地主的地租比例，原本写的 “四成”，被改成了 “三成五”，红笔改的痕迹还很新。这不是笔误，是故意改的。
余念新拿着表，站在储藏室的油灯下，手指捏着纸边，没动。他知道，这一改，就是几千斤粮的差距，农户能少交的租子，凭空少了一截。
第二天一早，卢炳诚像往常一样到科里，泡茶、点烟，神色没半点异常。“昨天的档案找到了？” 他问。
“找到了，还翻到一份旧的租息表，跟现在的不一样。” 余念新把表递过去。
卢炳诚接过，扫了一眼，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天气：“哦，那是试算稿，没用了，烧了就行。”
余念新没接话，心里却清楚 —— 试算稿不会盖 “已报送” 的红章，这分明是改过的正式表。
中午吃饭时，卢炳诚拉着余念新坐在窑洞门口，语气比平时亲切：“小余，你父亲是老红军，我知道。你年纪小，做事得懂轻重。现在边区要保生产、保安稳，有些事，不能太较真。”
“改数字，农户就少收粮了，这不算较真吧？” 余念新问。
卢炳诚笑了笑，没直接答：“改个数字，乡上能少点压力，咱们也能早点完成任务，最后还能多留些粮给真正困难的户。你说，这算坏事吗？”
余念新没再问。他明白卢炳诚的逻辑 —— 为了 “整体利益”，牺牲一点局部真实，在体制里似乎是常态。可他也清楚，要是这种 “常态” 多了，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晚上回宿舍，余念新路过科里的办公室，见门半掩着，里面有说话声。是卢炳诚，还有个陌生的声音：“洛川的数字改得怎么样？上头要抽查了。”
“放心，改好了，跟乡上对过，查不出来。延安要的是成绩，不是麻烦。” 卢炳诚的声音很低，却听得真切。
余念新没停步，悄悄走回宿舍。他坐在木桌前，从布袋里掏出笔记本，把那份旧表夹在里面 —— 他没打算立刻上报，一来没人会信一个十岁孩子的话，二来这事闹大，整个调查科都得受牵连，最后可能不了了之，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没过三天，调查科接到通知，边区审查组要来抽查数据。卢炳诚一下子忙了起来，让科里的人连夜誊抄表格，连吃饭都顾不上。他找到余念新，语气比平时严肃：“审查组来的时候，你别多嘴，就说你只负责抄表，别的都不知道。”
“我知道。” 余念新答。
审查组来的那天，余念新站在科里的角落，看着他们翻档案、核对数字。带队的是个穿军装的干部，身边跟着个参谋 —— 余念新认得，是徐帅身边的人，之前在保育院见过。
卢炳诚陪着笑，递烟、倒水，把改过的表格递上去。
审查组翻了翻，没发现问题，很快就走了。送他们出门时，徐帅的参谋路过余念新，拍了拍他的肩膀：“听说你在这儿实习，好好学，延安需要懂事的年轻人。”
余念新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这里的 “懂事”，跟他理解的不一样。
晚上，宿舍里只剩余念新一个人。他把那份旧表拿出来，铺在桌上，就着油灯的光，在笔记本上写：“1944 年 9 月，洛川租息表被改，四成改三成五，涉及农户七户，粮约三千斤。卢科长称‘为保任务’，未上报。”
写完，他把表折好，夹回笔记本最里面，又用线缝了几针 —— 这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直面体制里的 “灰色地带”。他没能力改变，只能先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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