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三点。
京郊别墅的书房里亮着一盏孤灯。周汉昌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他已经这样坐了很久——从昨天下午接到那个电话开始，就一直坐在这里。
窗外万籁俱寂，偶尔传来远处高速公路的汽车声，很快又被夜色吞没。暖气片嘶嘶作响，却驱不散从骨髓里渗出来的寒意。
笔记本上，一个字都没有写。
他想过写遗书。
但写给谁呢？
妻子？三年前就离婚了，带着女儿移民袋鼠国，一年通不了一次电话。父母？早就不在了。兄弟姐妹？各过各的，几年见不上一面。朋友？
朋友。
周汉昌苦笑。
他活了五十九年，从基层公社干事做到副省级干部，手机通讯录里存着上千个号码。可此刻，他竟然想不出一个人——值得他写一封遗书，或者，会真心为他的死难过。
那些围着他转的人，冲的是他屁股下面的位置，不是他周汉昌这个人。
那些称兄道弟的人，跟他喝过无数场酒，打过无数圈牌，分过无数次钱。可此刻，他们比谁都怕接到他的电话。
至于那些真正把他当朋友的人——
周汉昌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祁同伟。
那个从山里走出来的穷小子，那个被他派人撞进医院的市委书记祁同伟。如果此刻祁同伟站在这里，大概会说一句话——
“老周，自首吧。”
周汉昌睁开眼，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色。
自首。
这两个字，他在心里转了无数遍。
从钟方跳楼那天起，他就在想。从柳远和翻供那天起，他就在想。从账本被找到那天起，他就在想。
可每次想到最后，都是一个问号——
他周汉昌，当了四十年干部，走到这一步，还有脸去自首吗？
凌晨四点，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
“周书记。”是司机小马的声音，带着困意和担忧，“您一夜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
周汉昌愣了一下。他忘了，小马一直住在楼下的保姆间里，随时待命。
“小马，”他说，“你进来。”
门开了。小马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退伍军人，给他开了五年车。此刻穿着秋衣秋裤，外面胡乱套了一件棉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里满是担忧。
“周书记，您没事吧？”
周汉昌看着他，忽然问：“小马，你跟了我五年，我对你怎么样？”
小马愣住了，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
“周书记，您对我……挺好的。”他斟酌着说，“工资比别家高，逢年过节都有红包。我妈住院那次，您还帮我联系了专家。”
周汉昌点点头，沉默了几秒。
“小马，明天……不，今天，你不用送我上班了。”
小马更糊涂了：“周书记，您要去哪儿？我送您去。”
周汉昌没有回答。
他看着窗外，东方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小马，”他说，“你先回去睡吧。天亮以后，我有件事要你去办。”
凌晨五点，周汉昌拨通了第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是一个沙哑而警惕的声音：“周书记？”
“刘老，是我。”周汉昌说，“打扰您休息了。”
电话那头的刘培生沉默了几秒，声音里的警惕更浓了：“老周，这么早打电话，出什么事了？”
周汉昌没有绕弯子：“刘老，我决定去自首。”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
良久，刘培生的声音传来，苍老而疲惫：“你想好了？”
“想好了。”
“老周，”刘培生说，“你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你知道你这一进去，会牵出多少人吗？”
“知道。”
“你知道你这一进去，有些人会恨你一辈子吗？”
周汉昌沉默了一下。
“刘老，”他说，“我知道。但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经恨了我一辈子了。”
电话那头，刘培生长长地叹了口气。
“老周，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你在吕州当县委办主任，是我推荐的。你当县委书记，是我提的名。你调省里，也是我帮的忙。”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些年，你走错路，我没能拉住你。我有责任。”
周汉昌的眼眶有些发热。
“刘老，您别这么说。是我自己的问题。”
“你去自首，”刘培生说，“有些话，我本来不该说。但你既然决定了，我就说一句——把你该说的，都说出来。别藏着掖着，别想着保谁。你保不住任何人，只会害了自己。”
周汉昌沉默。
“还有，”刘培生的声音更低了，“钟正国临终前做的事，你知道吧？”
“知道。”
“他也是走到最后一步才想明白。”刘培生说，“有些账，活着不算，死了也要算。你比他有福气——你还活着，还能自己走进去。别学钟方，别学那些跳楼的、逃跑的、畏罪自杀的。堂堂正正走进去，堂堂正正交代问题。这是你最后能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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