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胜利闭眼，再睁开时目光如霜：“谁发的照片？”
“还在追查。但技术部门初步判断，不是我们的人。”
“知道了。通知省委办公厅，一小时后专案组会向省委做正式通报。在此之前，任何人不接受采访，不发表评论。”
挂断电话，何胜利转身看向吴栋梁。后者已经从他的表情里读出了答案。
“比预想的快。”吴栋梁声音低沉。
“我们以为至少能撑到中午。”何胜利把手机收回口袋，“省委大院四十个人看见，就意味着一小时内至少四百人知道，中午之前整个汉东体制内都会传遍。这就是钟方留给我们的‘游戏’——他赌的不是逃出去，而是死了以后，用他的死做文章。”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晨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上午七点四十分，燕京，某部委家属院。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院子里打太极拳。他动作缓慢，行云流水，似乎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与他无关。
保姆轻轻走过来，递上电话：“先生，汉东的电话。”
老人收势，接过电话。他听着那头的声音，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收拳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知道了。”他说，声音平和。
挂断电话，他继续打完剩下的套路。
一套拳毕，他接过毛巾擦汗，对保姆说：“今天天气不错，推我出去转转。”
保姆推着轮椅，把他送到院中的凉亭。老人独自坐了很久，望着北方天空。初冬的风有些凉，吹动他稀疏的白发。
他想起三十七年前，儿子钟方出生那天。他还在纪委的办案点，车赶了四十里土路回家，进门时天已经黑透。妻子抱着皱巴巴的婴儿，说“老钟，儿子等你取名字呢”。他看着窗外方正的月色，说：“就叫方吧。方正做人。”
此刻，方正的儿子，从十八楼跳了下去。
老人闭上眼睛。
没有泪。
汉东，京州市委招待所会议室里。
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在桌面上画出一道细长的光痕。
“那就分三路。”吴栋梁开口，声音沉稳，“第一路，继续办案。柳远和、赵瑞龙、李杰的审讯不能停，要趁他们还不知道钟方的死讯，尽快突破。这个我来抓。”
“第二路，”他看向何胜利，“稳住上层。中纪委、最高检、汉东省省委，该汇报的汇报，该沟通的沟通。不能让钟方的死变成某些人攻击专案组的武器。这个老何你来。”
“第三路，”他的目光落在田国富身上，“稳住汉东。老田，你是省纪委书记，又是本地干部，那些观望的人、动摇的人、甚至想反扑的人，你去跟他们谈。软的一手，硬的一手，你比我更懂。”
田国富点点头，没有推辞。他是汉东人，在汉东工作了一辈子，知道这场谈话意味着什么——不是简单的解释说明，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上午十点，专案组兵分两路。
吴栋梁走进审讯指挥室。隔着单向透视玻璃，隔壁审讯室里，柳远和正低着头，对面前的笔录沉默不语。他的胡子长出来了，眼窝深陷，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他开口了吗？”吴栋梁问。
“还在磨。”审讯员低声汇报，“交代了一些次要问题，但涉及钟方、钟正国以及资金流向的关键部分，全部推给赵瑞龙和李杰。他说自己只是‘执行者’，不知道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吴栋梁看着玻璃那头的柳远和。这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反贪局长，此刻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缩在审讯椅里。
“他不知道？”吴栋梁冷笑，“他是经手人。告诉他，赵瑞龙已经把稀土案的全过程交代了。瑞士账户的事，我们也掌握了。”
审讯员有些迟疑：“可是赵瑞龙……”
“赵瑞龙没交代，但他不知道我们掌握了什么。”吴栋梁声音平静，“把这条信息透给柳远和，让他自己去想。给他倒杯水，让他休息十分钟，然后再问。”
审讯员会意，推门进了隔壁房间。
吴栋梁继续看着，手机突然震动。
是何胜利。
“老吴，省委那边有点麻烦。”何胜利的声音在电话里依然平稳，但吴栋梁能听出那平稳之下的凝重，“沙书记原则上支持专案组继续工作，但他提了两点。”
“说。”
“第一，要求专案组对钟方之死出具正式报告，明确责任。这个没问题，我们本来就打算做。第二……”何胜利顿了顿，“他建议，钟正国同志的案子，暂缓推进。”
吴栋梁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原话是‘建议’还是‘要求’？”
“原话是‘建议’。但沙书记特意强调，钟正国同志毕竟为组织工作四十年，现在重病在身，又刚刚遭遇丧子之痛。况且，钟正国同志是副职级的干部，对他如何处理，应该看组织的态度。”
“老吴，你怎么看？”何胜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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