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祁同伟清晰有力的声音在回荡。几位领导听得非常专注，不时低头记录，周书记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李市长的指尖无意识地快速敲击着桌面。
“……综上所述，”祁同伟最后总结道，声音因为长时间讲述而略带沙哑，但更加富有力量，“特区面临的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先行性和特殊性，国家立法难以在短时间内全覆盖。等待和观望，意味着改革成本的持续增加和发展机遇的错失。授予特区部分立法权，并非寻求‘特殊化’，而是请求一份‘试错权’和‘探索权’。通过地方立法，一是可以迅速填补法律空白，稳定投资者预期，维护市场秩序；二是可以将特区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时固化、规范化，减少改革不确定性；三是可以为全国性的立法提供宝贵的‘立法实验’和‘压力测试’，降低国家立法成本与风险。 这是特区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应有之义，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特区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法治保障！”
汇报完毕，祁同伟微微鞠躬，坐了下来。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
几位课题组的教授不由得暗自点头，祁同伟的这次汇报，比在内部会议上更加出色，完全抓住了决策者的关注点，做到了有理有据有节。
周书记率先开口，他没有直接评价，而是看向了李为民：“李教授，这是你们课题组的正式意见？”
李为民沉稳地回答：“周书记，这是基于大量调研形成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和方向性建议。课题组内部对此有深入探讨，同伟同志的报告反映了我们目前的主流认识。我们认为，授予立法权是解决特区当前诸多困境的关键钥匙。”
周书记点了点头，目光重新回到祁同伟身上，带着审视的味道：“祁同伟同志，你的报告很详实，问题抓得也很准。这些情况，我们在一线工作，感受可能比你们更深刻，更痛切！”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起来：“但是，立法权的问题，非同小可。你提到的风险，比如法制统一问题、立法能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我想问问你，在你看来，如果中央真的授权，我们特区应该如何起步？第一步，最应该立什么法？怎么立？才能既解决问题，又把风险降到最低？”
这是一个极其尖锐和务实的问题，直接考验着建议者的操作层面的思考深度。
所有目光再次聚焦祁同伟。
祁同伟似乎早有准备，他再次起身，从容应答：“周书记，您的问题非常关键。学生认为，特区立法不能贪大求全，更不能一哄而上。必须坚持‘急需先立、成熟先立、小步快跑、确保质量’的原则。”
他略一沉吟，继续说道：“如果授权得以实现，第一步，建议优先启动 《深圳经济特区有限责任公司条例》 和 《深圳经济特区劳动合同条例》 的起草制定。”
“选择这两部条例作为突破口，原因有三：第一，需求最紧迫。企业组织形式和劳动纠纷是当前矛盾最集中、影响最广泛的领域，立竿见影。第二，基础相对较好。国际上和香港有较为成熟的公司法、劳动法范本可供借鉴，国内也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第三，政治风险相对较小。主要涉及微观经济领域和公民权益保护，敏感度相对较低，更容易达成共识，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向土地、规划等更复杂领域推进。”
“关于如何立，”祁同伟思路清晰，“建议采取‘开放式立法’模式。一是组建由实际工作部门、专家学者、企业家、劳动者代表共同参与的起草小组，确保立法接地气；二是大胆借鉴港岛及国外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文，结合特区实际进行改造移植，‘拿来主义’并不可耻，实用有效最重要；三是建立严格的草案公示和意见征询机制，特别是要听取相关利益方的声音，让立法过程本身就成为凝聚共识、普及法治的过程；四是请求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提前介入指导，确保不与上位法基本原则冲突，并做好备案审查。”
他的回答条分缕析，不仅提出了优先选项，更给出了具体的方法路径，显示出了远超年龄的缜密思维和对操作层面的深刻考虑。
市长李建国忍不住插话问道：“借鉴港岛法律？这个口子好不好开？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祁同伟坦然回应：“李市长，特区是改革的窗口，也是对外的窗口。借鉴港岛这座现成的国际金融中心和普通法体系的成熟经验，是特区最大的‘近水楼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化为我们所用，这正是‘拿来主义’的聪明之处。只要坚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三个标准，我想任何有益的借鉴都不应该被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所束缚。”
“说得好！”周书记忽然轻轻拍了一下桌子，眼中闪过一丝激赏的光芒，“好一个‘三个有利于’！小伙子，头脑很清楚，胆子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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