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如何听不出这话里的意味，但他面色平静，只是淡淡一笑，客气却疏离地说：“谢谢刘老师关心，一点小伤，不碍事。课题组任务重，时间紧，我已经耽误了很久，不能再歇着了。老师们先忙，我出去转转，熟悉熟悉情况。”
说完，他对众人点了点头，便迎着初升的朝阳，大步走向路边，那里，向导阿辉已经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在等着他了。
看着祁同伟那略显孤单却异常坚定的背影，以及那刺眼的白色石膏，几位教授交换了一个眼神，没再说什么，但那几位年轻研究生脸上，却或多或少露出些不以为然的神情，觉得他是在故作姿态。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祁同伟用自己的行动，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他没有要课题组配的车，每天就靠着阿辉那辆破自行车后座，或者挤公共汽车，甚至徒步，深入到了特区每一个角落。
白天，他顶着南国炽热的阳光，穿梭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用还不太灵光的左手，笨拙却认真地记录着流水线女工们关于加班费和劳动保护的抱怨；他蹲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旁，和包工头、农民工一起啃盒饭，听他们讲劳务纠纷和工资拖欠的无奈；他挤在嘈杂的村镇企业办公室，听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兴奋又忐忑地讲述着股份合作制的尝试和遇到的法律困惑；他站在土地拍卖会的后排，仔细观察着每一次举牌背后的资本博弈和规则模糊地带；他甚至在法院立案庭外一坐就是半天，看着那些一脸茫然、不知如何打官司的普通市民和小商人……
晚上，招待所的房间总是亮灯到很晚。他忍着右臂隐隐作痛和全身的疲惫，用左手艰难地整理白天的笔记，将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分门别类，归纳总结。一页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案例、数据、问题和初步的分析判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会不顾时间早晚，去敲李为民或者其他老师的门，虚心请教。
课题组的成员们渐渐发现，这个沉默寡言、吊着胳膊的年轻人，似乎比他们所有人都要拼。他带回的不是走马观花的感想，而是沉甸甸的一手资料和尖锐的问题。
有一次，课题组内部讨论外资企业法律适用问题，几位教授引经据典，争论不休。祁同伟安静地听到最后，才缓缓开口，没有引用任何法学典籍，只是平静地列举了他在三家不同外资厂听到的具体案例：一家港资厂如何利用合同漏洞规避社保，一家日资厂在发生工伤后如何依据其本国内部规章压低赔偿，一家美资厂又如何因其本国总部的长臂管辖原则而与特区管理部门产生冲突……
他讲述得清晰而客观，最后问道：“老师们，这些现实中的问题，似乎很难单纯用我们现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或者民法通则来解释和解决。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特区是否需要一部更具针对性、能有效平衡吸引外资与保护劳工权益、维护司法主权的地方法规？或者至少，出台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一席话，让整个会议室安静了下来。几位教授面面相觑，他们讨论的是宏观法理，而祁同伟提出的，却是刀刀见血的实际问题。他所掌握的情况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另一位人大的张教授忍不住问道：“同伟，这些案例……你是怎么了解到的？那些外资厂管理很严，一般不让人进去调研的。”
祁同伟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没走正门。阿辉有个老乡在其中一个厂里当小组长，我们换了身工人的衣服，混进去待了两天。”
众人愕然。看着他那还打着石膏的胳膊，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忍着疼痛和不便，完成这种“潜伏”式调研的。
从此，课题组里再也没有人对祁同伟抱有任何轻视和非议。相反，大家开始主动找他交流情况，他的笔记成了课题组最宝贵的参考资料之一。那几位曾经不以为然的研究生，看他的眼神也变成了由衷的敬佩。他们这才明白，这个能让李院长另眼相看、能让钟家小姐倾心照顾的年轻人，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或者关系。
李为民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感慨万千。他越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祁同伟不仅有过人的才智和胆识，更有一种脚踏实地、深入实践的宝贵品质，以及远超常人的毅力和韧劲。这是一块真正能够经风雨、担大任的璞玉。
而祁同伟，完全沉浸在了这场深入的调研之中。身体的疲惫和伤痛，早已被获取真知、发现问题、思考解决方案的巨大充实感和使命感所取代。他穿梭在特区这片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热土上，感觉自己前世那些模糊的理论认知，正与眼前鲜活生动的实践发生着剧烈的化学反应。
他越发确信，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无比正确。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节摇晃的列车包厢里，那位神秘老者看似随意的考较和那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无声践行。
他的鹏城之旅，才刚刚揭开序幕，而他已经触摸到了这座城市最真实、最滚烫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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