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州静静听着，最后才开口：“诸位，我们不是来视察的，是来干活的。从明天起，分成三组：一组修理水利，我带队；一组推广农业技术，农部的张大人带队；一组开办学堂，礼部的王大人带队。每隔五天，我们就在这里点起篝火，开会讨论，汇报进展，解决问题。”
他顿了顿：“记住，我们不是官，是学生。这里的每一个老农、每一个工匠，甚至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的老师。放下身份，才能学到东西；弯下腰，才能看到真相。”
第二天，修理水利的小组直奔那条破旧的水渠。沈建州卷起裤腿，第一个跳进冰冷的淤泥里，和雇来的民工一起清理淤泥。其他官员互相看了看，最终也咬着牙跟了上去。
起初，百姓只是远远地围观，指指点点，眼神中充满戒备。但当他们看到这些“官老爷”真的在一下一下地挖泥，弄得满身泥水，中午还啃着硬邦邦的干粮时，他们的目光渐渐变了。
第三天，一个老农颤巍巍地端来一瓦罐热水：“大人们……喝口热的吧。”
第四天，几个半大的孩子跑来帮忙搬运小石块。
第七天，水渠的清淤工作完成，沈建州又带着官员和百姓一起，用理工学院设计的新型“夯土法”加固渠岸。工具不够，他就地取材，教大家编竹筐、制作木夯。
半个月后，水渠通水那天，全村人都来了。看着清澈的水流淌入干涸的田地，几个老人当场跪下，泪流不止。
沈建州扶起他们，只说了一句：“这条渠，是你们自己修的。朝廷，只是提供了帮助。”
那一刻，很多官员忽然明白了“下乡”的意义。这不是施舍，是合作；这不是恩赐，是唤醒。
与此同时，农技推广组遇到了阻力。无论他们怎么讲解新式堆肥的好处，百姓就是不相信，说“祖祖辈辈都烧荒，肥力来得快”。
推广组的张大人是个老派文人，急得非常焦虑。沈建州知道后，没说什么，只让他带人去村里最穷的王老汉家。
王老汉家有六口人，只有三亩薄田，每年粮食都不够吃。沈建州在他家田边划出一分地，说：“王老哥，这一分地，用我们的方法堆肥耕种，种子、肥料我们提供。如果收成不如你其他的地，我们赔你双倍的收成。如果收成更好，你帮我们跟乡亲们说说，怎么样？”
王老汉半信半疑地答应了。
三个月后，春麦开始抽穗。那一分试验田的麦苗，明显比旁边的高一截，麦穗也更饱满。
收割那天，全村人都来围观。一称重，试验田换算后的亩产量，比王老汉传统耕作的田地多了四成。
王老汉捧着金黄的麦粒，手都在发抖。他扑通一声跪下，朝沈建州磕头：“青天大老爷！这、这真是神仙法子啊！”
沈建州再次扶起他：“这不是神法，是科学。王老哥，现在你愿意帮我们推广了吗？”
“愿意！愿意！”王老汉激动得语无伦次，“我这就去跟老伙计们说！”
人们的口口相传，比任何官方告示都有效。堆肥法、新式犁具、选种技巧……一项项技术，以王老汉这样的“示范户”为中心，在黑山县悄悄地传播开来。
开办学堂的小组起初也困难重重。百姓觉得读书没用，还不如让孩子去捡柴放羊。礼部的王大人没有强求，而是在县衙门口摆了张桌子，免费教人写自己的名字和算术。
起初无人问津。直到一个卖菜的老妇，因为不识字，被粮店伙计在秤上做了手脚，坐在街边哭泣。王大人上前，耐心地教她认秤星、算钱。老妇学会后，千恩万谢。
第二天，她带来了自己的小孙子：“大人，教教这孩子吧，别像我一样，被人骗。”
渐渐地，桌子前的人多了起来。孩子、妇人，甚至一些壮年男子，都在劳作之余，来学几个字，学点算账的知识。王大人又请来懂医术的官员，教一些简单的急救和草药知识；请来懂工事的官员，教怎么修房子、打家具。
学堂没有围墙，就在街头、树下和田间。但知识，就这样一点点地在黑山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三个月期满，首批下乡官员回京述职。
还是在朝阳门外，依旧飘着小雪。但这一次，归来的队伍气质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皮肤黝黑，手掌粗糙，衣着简朴，但眼神明亮，步履坚定。
太和殿上，李晏亲自主持述职会。
沈建州第一个汇报。他没有展示华丽的文辞，而是带来了三样东西：一包黑山的泥土，一穗试验田的麦子，和一本厚厚的、写满百姓签名和手印的《民情实录》。
“陛下，诸位同僚，”他声音沉稳，“这三个月的体会，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第一，百姓最痛苦的，不是贫穷，是绝望。当他们看到水渠通了、麦子增产了、孩子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他们眼中就有了光亮。那光亮，就是民心的体现。”
“第二，技术推广的关键不在于说理，而在于示范。让一部分人先得到实际好处，其他人自然会跟从。王老汉那样的‘种子户’，比一百个宣讲官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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