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时正，奉天殿。
百官分列左右，肃立无声。大殿门窗全部敞开，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照亮了金砖地面，也照亮了殿外广场上临时设立的席位。
周秀英和五位织工代表坐在左侧，她们换上了干净的布衣，但双手的茧子、眼角的皱纹无法遮掩。对面，是松江三大织造工坊的东家，以及织造局提督太监和几名官员。工匠们紧张得不敢抬头，工坊主们则面色阴沉。
李明坐在龙椅上，没有穿朝服，只一身常服。他面前的长案上，摊着那封血书，还有徐尔默连夜整理的卷宗。
“开始吧。”他开口，声音在大殿中回荡，“周秀英，你先说。”
周秀英颤抖着起身，走到殿门口跪下。她不敢看里面那些紫袍玉带的大官，只盯着地面，开始讲述——从每日寅时上工，到亥时下工；从二十文的工钱，到层层克扣；从“质量扣款”的陷阱，到利滚利的借据；从春花女儿被威胁抵债，到三十个姐妹一个月白干……
她说得很慢，有时哽咽，但每一个字都清楚。殿内殿外，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皇上，”周秀英最后磕头，“民妇不要钱，不要补偿。只求皇上立个规矩，让天下做工的妇人女子，不要再受这样的苦。我们……也是人，也是大明的子民啊。”
说完，她伏地不起，肩膀抽动。
李明沉默了片刻，看向对面：“王东家，你有什么话说？”
王东家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穿着绸缎，手上戴三个玉扳指。他起身，躬身行礼：“陛下明鉴。周氏所言，多有不实。”
“哦？哪里不实？”
“其一，工钱。”王东家道，“松江织工日薪二十文，已是江南最高。苏州、杭州，不过十五文。其二，工时，确是六个时辰，但中间有半个时辰吃饭休息。至于克扣……”他瞥了织造局太监一眼，“那都是下面管事的个人行为，小人并不知情。”
“不知情？”李明拿起一份账本，“这是从你工坊抄出的账册。上面白纸黑字，每月‘打点织造局’一百两，‘孝敬周府’五十两。这钱，是个人行为？”
王东家额头冒汗：“这……这是行规，江南皆然。若不如此，工坊便拿不到官府的订单，拿不到优质的丝线……”
“行规。”李明重复这个词，看向织造局提督太监李进忠，“李公公，他说的是真的？”
李进忠是魏忠贤的干孙子，崇祯初年清算阉党时侥幸逃过，被发配到南京织造局。他尖着嗓子：“陛下，老奴冤枉！这些商人，为了脱罪，胡乱攀咬！老奴从未收过什么打点！”
“是吗？”李明又拿起一份单子，“这是从你外宅搜出的账册。上面记着：天启七年，收王记工坊‘节敬’二百两；崇祯元年，收‘茶敬’一百五十两；崇祯二年，收‘寿礼’三百两……需要朕一直念下去吗？”
李进忠脸色煞白，扑通跪倒：“老奴……老奴有罪！可这都是惯例啊陛下！自永乐年间织造局设立，便是如此！老奴不过是循旧例……”
“好一个旧例！”李明拍案而起。
他走到殿门口，阳光照在他身上，在殿内投下长长的影子。
“朕今日，就要破一破这些旧例！”
他转身，面向百官，面向殿外的织工和工坊主，声音如铁：
“第一，所谓‘行规’‘惯例’，凡与《大明律》相悖，凡与天理人情相违，一律废止！从今日起，雇工工时每日不得超过五个时辰，工钱不得低于三十文，女工孕产期间不得辞退，违者重罚！”
“第二，所谓‘打点’‘孝敬’，凡官吏收受，以受贿论处；凡商人行贿，以行贿论处！涉案之人，不论官职大小，不论家财多少，一律按律严惩！”
“第三，成立‘劳资仲裁所’，隶属按察司。雇工与雇主若有纠纷，可到此所申诉，由官府免费仲裁。仲裁所人员，需有雇工代表参与！”
三条说完，殿内一片死寂。
工坊主们面如死灰。李进忠瘫软在地。周秀英和织工们则泪流满面，不断磕头。
周顺昌终于站了出来：“陛下！老臣有言！”
“讲。”
“陛下恤民之心，天地可鉴。然则——”周顺昌深吸一口气，“江南织造，关系数十万人生计。若骤然改制，工坊成本剧增，必有关门倒闭者。届时，失业织工何止三千？恐有三万、三十万！此非救民，实为害民啊陛下！”
这话戳中了要害。许多官员点头。
李明看着他：“周老先生认为，该如何？”
“老臣以为，当循序渐进。”周顺昌道，“可先命工坊改善伙食、增设医棚，工钱之事，容后再议。至于仲裁所……官府若介入过深，恐扰乱商事，反而不美。”
“循序渐进。”李明笑了，“周老先生，朕从北京南下，走了二十天。若按‘循序渐进’，朕该先走到济南，歇几个月，再走到徐州，再歇几个月——等朕到南京，怕是崇祯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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