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元年三月，朱高煦叛乱被平定后，明朝的局势彻底稳定下来。李明远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现自己的仁政理想。
首先，他对吏治进行了整顿。永乐年间，朱棣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官员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导致很多官员人心惶惶。李明远深知，吏治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吏治清明，国家才能繁荣稳定。他颁布诏书，废除了永乐年间一些过于严厉的法令，对官员实行宽仁的政策。同时，他加强了对官员的考核，定期对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考核优秀的官员予以晋升，考核不合格的官员予以降职或罢免。
他还设立了“谏官制度”，鼓励官员直言进谏。凡是能够直言进谏，提出合理建议的官员，一律予以嘉奖；凡是隐瞒不报，欺上瞒下的官员，一律严惩不贷。这一制度的设立，让很多官员都敢于直言进谏，为朝廷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其次，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农业发展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他颁布诏书，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对于开垦荒地的百姓，免除他们三年的赋税。同时，他还组织工匠，改进农具，推广新的种植技术，提高粮食产量。
为让新种植技术落地生根，李明远特意下旨，命太仆寺联合工部编撰《农政辑要》，将深耕细作之法、作物轮作技巧、改良农具图样等内容详尽记载，印刷成册后分发至全国州县，令地方官员牵头组织百姓学习。他还增设“农官”一职，专司指导农事，凡百姓在耕种中遇难题，农官需第一时间到场解决，不得推诿拖延。
对于山东、河南等旱灾刚过的地区，李明远不仅免除了当年全部赋税，还调拨了三万石耐旱谷种、两千件改良农具送往灾区。他特意叮嘱地方官员：“百姓乃国之根本，灾年更需体恤。尔等需亲自到田间地头查看，确保救济物资尽数发放到百姓手中，若有克扣挪用者，以欺君之罪论处。”在朝廷的大力扶持下，两地百姓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夏初时节，地里的庄稼已长势喜人，往日流离失所的景象不复存在。
农业渐有起色后，李明远又将目光投向了商业与手工业。永乐年间，为支撑北征与迁都，朝廷对商人课以重税，还设下诸多贸易限制，致使商业发展步履维艰。他当即颁布诏书，减免商人三成商税，废除“官市垄断”等不合理规定，允许民间商人自由参与盐、铁之外的大部分贸易。同时，他命刑部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还在京城、苏州、扬州等商业重镇设立“公平秤”“度量衡校正所”，保障交易公平。
随着农、商、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日渐充盈。户部尚书夏原吉在奏折中欣喜地写道：“洪熙元年上半年，国库收银两百三十万两、粮食一千二百万石，较永乐末年全年增收近五成。”李明远阅后虽满心欣慰，却并未放松警惕。他清楚，表面的繁荣之下，仍潜藏着诸多隐患：被囚禁的朱高煦未绝反心，各地藩王势力依旧庞大，宦官干政的苗头也已初现，这些都需一一妥善处置。
对于宦官问题，李明远更是早有防备。他深知历史上王振日后会权倾朝野，故而早早立下规矩：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不得与外臣交往、不得私自出宫，凡违反者，一律凌迟处死。他还挑选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担任宦官的老师，教他们读书识字、明辨是非，希望从根源上杜绝宦官干政的可能。王振身为太监总管，自然知晓陛下的心思，平日里愈发谨小慎微，每日只专注于伺候陛下起居，从不涉足政务，还主动辞去了部分管理宫廷库房的差事，以此表明忠心。即便如此，李明远仍未放松对他的警惕，命锦衣卫暗中监视其一举一动。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洪熙元年六月。经过半年多的治理，明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田间稻浪翻滚，市集人声鼎沸，工坊技艺精湛，百姓安居乐业。各地官员纷纷上书称颂陛下仁政，江南地区甚至有百姓为李明远立生祠，供奉香火。户部呈上的奏折显示，全国人口较年初增加了十万余户，粮食储备足以支撑全国三年之用，国家已然步入盛世轨道。
锦衣卫很快便察觉到这些异常，将密报呈至李明远面前。他看着密报，神色平静无波——早在穿越之初，他便知晓这些隐患的存在，如今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应对。他当即传旨：“召杨荣、杨士奇、杨溥、薛禄、柳升入宫议事。”
薛禄率先开口：“陛下，朱高煦罪大恶极，屡教不改，不如将其赐死，以绝后患！瓦剌部也先狼子野心，臣请旨率领五万大军北上，直捣其老巢，永绝边患！”
杨士奇却摇了摇头：“陛下，赐死朱高煦虽能永绝后患，却会落下‘骨肉相残’的骂名，于陛下仁君之名有损。不如将其迁往云南永昌卫，派重兵看管，断绝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至于瓦剌部，如今国家初定，不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可派使者前往招抚，若其执迷不悟，再出兵讨伐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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