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福尔摩斯毫不犹豫地回答。
“正是如此。”伊万将桌上的笔记本合上，推到一边，“这就是他的危险之处。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把‘爱人如己’当作实际行动准则的人，注定要承受比旁人更多的痛苦。我是专程来谢您的——尽管谢这个字在这一语境下显得有些奇怪。阿辽沙在信中说，您正在调查一桩与他收留过的一个女人有关的事件。那个女人——”
“艾琳·艾德勒，”福尔摩斯说，“或者说，艾琳·诺顿。她已经死了。”
伊万的表情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不是惊讶——他显然已经从阿辽沙的信中得知了部分情况——而是一种更深沉的、近乎哲学思辨式的沉郁。
“我知道，”他说，“阿辽沙说了。我没有见过她。但我知道她在‘极光会’的集会上看到了什么。”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钢笔的笔帽，“我也看到了。”
福尔摩斯身体微微前倾。“你？”
“我是以记者身份进入那个圈子的。”伊万说，他的语速开始加快，仿佛要把积压了太久的东西一吐为快，“起初只是好奇。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神秘学沙龙，贵族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我以为是那种东西。但当我第一次进入他们设在城外废弃修道院中的实验室时，我就意识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严重。他们不是在研究玄学，不是在搞通灵术之类的把戏。他们手上有真正的物质证据——从西伯利亚永冻层中取出的样本。他们用显微镜观察它们，用化学试剂测试它们，用电流刺激它们，试图弄清楚它们的性质。”
“那些样本——”
“不是死物。”伊万打断了他，声音骤然压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我亲眼看见一块放在玻璃培养皿中的灰色碎片——不比指甲盖大——在没有接触任何刺激物质的情况下，自行改变了形状。它从固体变成了液体，又从液体变成了气体，然后又重新凝聚成固体。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三分钟。而那三分钟内，培养皿的温度从室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以下，玻璃表面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它——那块碎片——在主动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它在‘冷却’。”
帐篷里陷入了一阵沉默。煤油灯的火苗忽然跳动了一下，仿佛被一阵看不见的冷风吹过。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口袋中的手枪。
“您是一个无神论者，卡拉马佐夫先生。”福尔摩斯忽然说，语气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伊万微微扬起下巴。“您是怎么知道的？”
“您刚才描述那个实验时，用的是纯粹的物理学语言——温度变化、物态转换、能量转移。一个信仰超自然力量的人在描述同样的事件时，会使用截然不同的词汇。您选择用科学术语来解释它，说明您即使在面对无法理解的现象时，仍然试图将其纳入理性框架。这是无神论者的本能反应。”福尔摩斯停顿了一下，“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反应。”
“危险？”
“因为如果某一天您发现那些现象无法被理性框架所容纳，”福尔摩斯平静地说，“您的整个世界就会坍塌。一个从一开始就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在遭遇超自然事件时会恐惧，但不会崩溃。而您——当您的理性告诉您某件事不可能发生，而您的眼睛告诉您它正在发生时——您会在两者之间被撕裂。”
伊万沉默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双手握成了拳头，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煤油灯的火苗在他眼中跳动，将那双深棕色的瞳孔染成了两团燃烧的暗金色。当他再次开口时，声音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兴奋和急促，而是变得低沉、迟缓，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一柄沉重的锤子从胸腔深处砸出来的。
“您说得对，”他说，“我确实在被撕裂。这一个月来，我每天都在和自己辩论。白天我告诉自己，那不过是某种尚未被科学解释的物理现象，就像两百年前的人无法解释闪电，便称之为天罚。但到了夜里——在这片荒原上的夜里，在篝火旁边，当风从森林里带来那种声音的时候——”他停住了，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福尔摩斯先生，您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理性无法解释的事物吗？”
福尔摩斯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拿过桌上的煤油灯，调亮了火焰，然后从怀中取出那块石板，放在伊万面前。
“这是您弟弟交给我的一件物品。它来自一个将死之人——极光会勘探队中的一位德国地质学家。告诉我，卡拉马佐夫先生，您认为这上面刻着的是什么？”
伊万低头凝视着石板上的符号。他看了很久，眉头紧锁，嘴唇无声地翕动着，仿佛在用思想将这些符号拆解成更小的部分，然后试图用某种规则将它们重新组合起来。然后他的脸色开始变白——不是恐惧导致的那种血色褪尽，而是一种更根本的、认知层面的苍白。
“这不是随机的图案，”他慢慢地说，“这里面有结构。重复的序列，有规律的间隔变化——这符合语言的定义。但这不是任何已知文字。不是楔形文字，不是象形文字，不是任何印欧语系或闪米特语系的书写系统。”他抬起头，目光中带着一种近乎愤怒的困惑，“它看起来比任何已知文字都更——简洁，同时又更——复杂。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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