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馆苏式风格的高大廊柱投下长长的阴影，将陈铁柱和林穗的身影笼罩其中。午后的阳光透过高窗，在布满岁月痕迹的水磨石地面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特有的气味，仿佛每一口呼吸都能尝到历史的厚重。
林穗的导师——那位戴着金丝眼镜、气质儒雅的中年馆员——名叫赵文渊。他此刻正俯身于接待室那张宽大的橡木桌前，桌面上摊开的正是陈铁柱和林穗带来的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赵文渊的动作极其轻柔，戴着白色棉质手套的双手如同对待易碎的珍宝，小心翼翼地拿起每一份文件，每一件物品。
“这些……太不寻常了。”赵文渊的声音因激动而略显沙哑，他透过厚厚的镜片，仔细审视着一份泛黄发脆的档案册页，上面的日文墨迹虽已褪色，但依然清晰可辨，“这是关东军驻北满地区部分给水防疫部队的物资调配清单……看这个编号和密级，很可能直接关联到那个臭名昭着的731部队。”他的指尖轻轻划过纸面上一个模糊的红色印章，“这些是极其珍贵的原始档案，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研究、残害无辜中国人民的铁证！”
当他拿起那个小巧的玻璃药瓶时，神情愈发凝重。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放大镜，对着光线，仔细审视着瓶身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刻字和残留的标签痕迹。瓶底似乎还有一丝干涸的、不起眼的褐色残留物。
“菌苗瓶……很可能是当时用来培养或者储存某种细菌或病毒样本的。”赵文渊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与痛心，“看看这工艺，这标准的制式……都是在你们哪里发现的？这太重要了，每一件都是历史的碎片，拼凑起来就是无法辩驳的罪证！”他抬起头，目光锐利地看向铁柱和林穗，“你们知道吗？寻找和确认这类实物证据，一直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中的难点。很多罪证都在日军投降时被系统性地销毁了。你们找到的这些，其历史价值无法估量！”
老馆员在一旁连连点头，脸上满是肃穆与感慨。他迅速拿来登记簿和照相机，准备开始详细记录这些珍贵文物的原始信息。赵文渊当即表示，他会立刻向馆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组织包括历史、档案、医学史在内的多学科专家，对这些资料进行最严格的鉴定、整理和研究，并确保它们得到最高级别的专业保管，最终用于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
就在老馆员铺开纸张，准备落笔的瞬间，一阵突兀而急促的汽车刹车声打破了档案馆原有的宁静。声音来自门外，尖锐得刺耳。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皮鞋坚硬的后跟敲击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冰冷且充满压迫感的“咔哒”声，在空旷高大的档案馆大厅里回荡，一下下敲击在每个人的心上。
铁柱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一种源于猎户本能的警觉让他瞬间进入了戒备状态。他侧身将林穗稍稍挡在身后，目光紧紧盯向门口。
进来的是三个穿着深色中山装的男人。为首者约莫四十多岁，头发梳成一丝不苟的分头，油光可鉴。他的脸庞瘦削，颧骨突出，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目光阴沉而锐利，像鹰隼一样扫过整个接待室，最后精准地定格在铁柱和林穗身上，那眼神带着一种审视与掌控的意味，令人极不舒服。
“陈铁柱、林穗，”他的声音平直、冰冷，没有任何语调起伏，仿佛不是在称呼活生生的人，而是在宣读一份冰冷的文件，“有人举报你们盗窃并意图倒卖国家机密档案。现在，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
铁柱感到自己的心脏猛地一缩，随即开始疯狂地跳动，咚咚咚的声音震得他自己的耳膜都在发颤。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掌心里瞬间沁出的冷汗，湿漉漉、黏腻腻的。他强迫自己保持镇定，目光死死盯住那个说话的中年男人。就在对方说话时，铁柱注意到，那人的右手习惯性地微微握拳，而在他的食指关节处，有一道异常显眼的、寸许长的白色疤痕，像一条僵死的蜈蚣匍匐在那里，当他用力时，疤痕会因牵拉而微微发白，显得格外狰狞。
“同志！这完全是误会！”老馆员急忙放下手中的笔，快步上前，脸上堆着焦急而恳切的笑容，试图解释，“这两位年轻同志是来向我们档案馆捐献一批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物的！您看，就是这些，”他指着桌上摊开的铁盒和文件，“这些都是关系到日本关东军罪行的关键物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
“是不是罪证，该由谁来鉴定，如何定性，这不是你们说了算，也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中年男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老馆员的话，他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和隐隐的不耐烦，“我们接到的是正式举报，必须依法依规进行调查。至于这些物品，”他瞥了一眼桌上的铁盒，眼神没有任何波动，“我们会一并带走，作为涉案证据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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