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的烽烟，在洪武与永乐两个时空的东南沿海，持续燃烧了月余。冬日的寒风未能冷却战火，反而让海雾与硝烟混杂，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海疆危机，增添了几分扑朔迷离。
一、洪武棋局：制度应激与意外收获
应天府，武英殿。
朱元璋面前摊开的，已不仅是战报，更是厚厚一摞来自工部、户部、兵部以及沿海布政使司的条陈与议案。海寇之患，像一根尖锐的探针，刺破了洪武朝在“新政”推行下表面平稳的肌体，暴露出内里诸多尚未理顺的脉络。
靖海侯吴祯的最新奏报依然谨慎：“贼寇飘忽，剿之不易。然赖陛下威德，将士用命，已挫其锋芒，击沉贼船三艘，毙伤贼众数百。唯贼中‘红毛夷’火器颇利，我水师接战，时有损伤。臣已严令各卫所，无令不得浪战，以固守海疆、保境安民为要。”
字里行间，是一位老将的稳重，却也透着一丝无奈。朱元璋的手指在奏报上敲了敲，目光转向另一份来自浙江按察使司的密奏。这份奏报揭露了更令人不安的内情：此番海寇侵袭，之所以能屡屡得手、来去如风，除其自身狡猾凶悍外，竟与沿海一些豪强、胥吏乃至卫所中下级军官的 “暗中通海” 有关！或为之提供补给、情报，或坐视其劫掠、事后分肥，更有甚者，直接参与走私，与海寇利益交织，难分彼此。
“蠹虫！”朱元璋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眼中杀气一闪而逝。北虏方靖，内部蛀虫又生！这让他更加确信，“朱高煦”在“光痕对策”中强调的“吏治澄清”、“基层管控”，绝非虚言。海防之固，首在人心，次在器械。
“拟旨。”朱元璋对侍立的宋濂和新任翰林学士方孝孺（因才学被朱元璋赏识，此时已渐受重用）沉声道，“第一，申饬靖海侯吴祯，剿抚并用。对顽抗海寇，务必痛击；对遭裹挟从贼、或被迫通海者，许其自首，酌情宽宥，以分化贼势。沿海各卫所、州县，严查通海之事，凡有查实，无论官民，依《大明律》及《大诰》严惩不贷！”
“第二，着工部、军器局，将研究‘红毛夷火器’之事，列为头等要务。所需银钱、物料、匠户，一应优先拨付。告诉他们，朕不要空谈，要实实在在能造出来、用得上的东西！若有进展，及时奏报。”
“第三，”朱元璋顿了顿，目光扫过殿中几位重臣，“海疆万里，倭寇夷盗，此起彼伏。单靠一时征剿，非长久之计。朕思之，或当设一专司，统管沿海防务、船舶营造、火器研制、乃至市舶贸易诸事，使权责归一，事权专一，以免各衙门推诿掣肘。此事，尔等可先议个章程出来。”
设立专司！宋濂和方孝孺心中都是一震。皇帝这是要将海防之事，提升到与北疆边防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并试图建立一套跨部门的常设管理机构！这无疑是对现有官僚体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方孝孺眼中闪过一丝振奋，这与他“复古改制”、“强化中央”的一些理念隐隐相合，当即躬身：“陛下圣虑深远，臣等谨遵旨意，必当悉心筹划。”
朱元璋的决策，体现了他一贯的作风：面对外部威胁，首先整顿内部，强化控制，同时推动技术研究和制度创新。他不再仅仅将海寇视为军事问题，而是看作一个涉及军事、经济、吏治、技术的综合性挑战。这种 “制度性应激反应” ，正在将“光痕对策”中的一些模糊构想，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实践。
而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沿海，被海寇困扰多日的明军，终于迎来了一次转机。
台州湾外，三艘形制明显异于中式帆船、船身相对狭长、桅杆上挂着破烂不堪的杂色旗的“红毛夷—倭寇”混合船只，正在追逐几艘落单的民间粮船。负责附近海域巡防的，是台州卫的一名千户，名叫沈敬。他是个三十出头的将领，出身军户，读过些书，不好空谈，喜究实事，尤其对火器、船舶感兴趣，在卫所里算是有些“异类”。
此前几次小规模接触，沈敬所部都因对方火器凶猛、船只灵活吃了亏，心中憋着一股火。连日来，他苦思破敌之策，几乎夜不能寐。说来也怪，就在两天前，他巡视一处刚被袭扰过的渔村时，望着海面出神，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极其破碎、却莫名清晰的“念头”：
“敌船轻快，我船笨重……不可一味追尾……”
“其火器胜在单兵轻便、射速略快……然我若以数量弥补，集中使用，排铳齐射……”
“近战接舷，我军人多，可备钩索、拍竿、火药罐……”
“是否可造些更小、更快的‘哨船’，专司缠斗、火攻？”
这些念头来得突兀，却仿佛是他自己反复推演后自然得出的结论，只是瞬间变得异常明晰。沈敬如获至宝，立刻召集手下把总、百户商议，并结合本地老水手的经验，拟定了一个颇为大胆的战术。
此刻，眼见敌寇嚣张，沈敬没有像往常一样率主力战船直接冲上去，而是命令两艘较大的“福船”佯装怯战，向一处布满暗礁的狭窄水道退却，同时放出数艘临时征调的灵活小渔船，散开袭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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