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得像要把人烤化，太阳早早爬到头顶，光线猛得刺疼眼睛。工地上灰尘被风一吹，像薄薄的雾，落在脖颈上、睫毛上、舌尖上。刘长河的背已经黑了两圈，汗水把衣服贴在后背。他把布包放到一边，蹲下系鞋带，脚底被砂砾磨得生疼，指尖的老茧还没长好，边缘起了新的裂口。
这天是他在工地的第三周。起初只是尝试性地做一天，后来因为二狗常去，那边活多、结得快，他就跟着混上了。白天的时间像永远不够用，太阳一出，人的影子就缩成细条。搬砖、挑砂、背水泥，重复着同样的呼吸与脚步，手像被流水常年冲刷，厚茧下是灰黑色的皮，裂开了边，渗出点点血。
包工头姓张，年纪看着三十多，瘦短的身子像个袋子里装了风，嘴巴快，眼睛小。人一笑，皱纹就像被拉长。张头带着一顶旧草帽，腰间挂着一串钥匙，领着一拨又一拨人进场。对新来的人脸上总是带着笑：干得好，能留；干不来，回去吃土。但笑里有刀。
那一天中午，他们在临时搭的棚子下吃饭。太阳像个大铁盘，照得棚子里更闷。刘长河扒着饭，汗顺着脖子往下，中午的盒饭里多了几片腌黄瓜，像是特别的奖励。二狗在旁边啃着鸡腿，边咽边笑：“今天人手短，干得快，回头张头多给点。”
“是多少？”刘长河问。他的声音里有点孩子气，但他知道要问，因为这些钱是他现在的全部寄托。
“日结一百五，干了八个小时就一百五。”二狗往嘴里塞菜，嘴角抹着油，像在提醒他别太紧张。
他们俩的活都不轻。午后太阳退到屋顶边，空气仍然燥。刘长河完成了第三袋水泥的时候，腿开始发软，膝盖像灌了铅。他弯下腰抬袋子，肩膀一阵刺痛，手掌被磨出新鲜的血痕。二狗在旁边一边拍打着手掌，一边说笑：“别急，别急，人呐，得练。”
到了天黑，工地上收工，机器停了，空气里只剩残余的热气。张头把一叠票子从裤兜里掏出来，摊开放在一个油腻的木板上，让人一个个去领。光线暗，他的手指在灯下动作利落。人群挤成半圆，吹着汗，眼里跟着票子走。
刘长河把手伸出，心里跟着指尖的热跳。他数着每天的活，想着这几天的工资本应该多少。张头一一叫名，二狗先去拿了，领了钱还回头笑着给了刘长河一个眼神——仿佛在说，稳稳的。
轮到他时，张头看了看名单，嘴里嘟囔着什么：“这几天刮风下雨，你们有迟到扣的，安全帽借的，胶手套丢的，午饭自理也扣点——这次给你一百，记着下次别再迟到。”他边说边把一叠叠钞票从上往下一滑，像在玩把戏。
一百块？
刘长河愣住了。手里的钱被粗糙的掌心压住，分量像纸一样轻。他缠了半天的劲想把话咽回去，却还是嘎嘎地冒出声：“张头——我们不是一百五么？”
张头没正眼看他，像是在应付小孩子：“兄弟，你这几天慢，上午走神被罚了，昨儿忘了戴手套吧，那里扣了三十，安全教育也得扣十，开工前你还少交了个证，先记账。再说了，厂里也不是我在那儿发，钱是账上管的。”他说得很干练，像是在解释某门手艺。
他那一套话说得多人也没说啥。二狗回过头，脸色有点难看，但嘴里只抿了抿：“别扭了，拿了再说。”他把一百摊在掌心，上面满是灰。刘长河站着，耳里嗡的响，像风穿过耳道。
走回宿舍的路上，他的脚步有点沉。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往身后拉长，影子里有黑色的疲惫。他按着口袋里那一百块，手心是凉的。二狗走在前面，脚步像在试探：“你咋不说话？”
“没事。”刘长河低声说。声音里有种咽不下的苦。
可那一天的事并未过去。他晚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总觉得被什么压着。回想白天的每一趟搬运，每一次被孙工在高处催促的口气，每次被指示站在烈日下等着混凝土凝固的命令，心里像被一层薄薄的油覆盖。那一百，像是一把小刀，在胸口来回划着。
第二天他去找张头理论。张头坐在临时办公室里，口袋里塞着报纸，手边是一杯冷掉的茶。他头也不抬：“怎么啦？你来领钱？该早来，别站那儿。”说完抬手指着旁边的椅子。
刘长河站在门口，胸口的闷愈发重。他把昨晚的清单、今天的出勤，还有早上二狗跟他的小声对话都挤到嘴里，话要吐却堵在喉咙：“张头，你昨天说一百五，现在为什么只给一百？名单上写的明明是——”
张头翻开账本，指头在纸上按了按，翻找着：“这账本你看不懂，你们都是临时工，很多事不懂。你看看这几项，材料损耗、午饭自理、安全规范罚款——都是规矩。你就别多心，吃饱了再干，早晚一目了然。我是先把今天的给你，月底统一结。”他说“月底统一结”的时候，眼睛里有种不耐烦。
“月底？”刘长河重复。月末还远，手里没钱，他又想到爷爷去世那阵子的那些日子，想到村口王婶给他咸菜时的眼神，口袋里那一点点存款，是他最后的底气。他的声音发颤：“我现在能不能拿工钱？我有些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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