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东庑深处那间新辟的“实录编纂库”，陈年松烟墨与新研朱砂混杂的气息浓得呛人。当其其格用特制的黄铜钥匙打开库房门时，扑面而来的不仅是墨臭，还有一股淡淡的血腥味——那是朱砂在石砚上研磨时散出的矿物气息，混着修缮古籍用的鱼鳔胶的腥气，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成一种奇特的、近乎铁锈的味道。
库房正中，五张长案拼成巨大的“回”字形，每张案上都堆满了书稿。最靠近门的那张案上，摊开着《英宗实录》第一卷的草稿，纸页边缘贴着密密麻麻的浮签，像长满了苍白的羽毛。程允执正站在案前，手里拿着一管朱笔，笔尖悬在一行小字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这里……”老臣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正统八年九月，帝密召张辅于观星台，言天象有异，示警阉宦专权。’”他抬起头，看向刚进来的其其格，“这记载……你觉得妥吗？”
其其格走近，仔细看那行字。墨迹尚新，是工部特供的“万年黑”，据说百年不褪。但问题不在墨，在内容。
“程先生，”小丫头斟酌着用词，“那夜陛下确实与英国公在观星台密谈，可‘天象示警’之说……陛下后来不是说过，那是他编来取信于国公的吗？若实录这么写，后世岂不真以为有天象？”
程允执的笔尖终于落下，却不是修改，而是在那行字旁画了个圈——这是“存疑待议”的标记。“可若照实写‘帝伪托天象以说张辅’，后世又会如何看陛下？会不会觉得……陛下惯用权术，不诚不信？”
话音未落，库房门又被推开。怀恩搀扶着朱祁镇进来，皇帝今日只穿了一身素色常服，肩上披着玄色貂裘，脸在昏暗的烛光下瘦得脱了形，但那双眼睛依然清亮，正扫视着满室的书稿。
“陛下！”程允执急忙要跪，被朱祁镇摆手止住。
“继续。”皇帝在怀恩搬来的圈椅上坐下，目光落在那卷草稿上，“朕今日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怎么写朕这一生。”
其其格捧起第一卷，开始朗读。从“正统六年春正月，帝即位”开始，到铲除王振、整顿京营、改革盐政、设立银号……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她亲历或记录过的事。但落在纸上，不知为何，总感觉隔了一层——那些深夜的密谋、朝堂的争吵、边关的血战、民间的疾苦，都被简化为平板的记载，像一幅幅褪了色的画。
读到“土木堡之变”时——当然，在这个被改变的历史里，那场仗没有发生，只有一场“宣府保卫战”——朱祁镇忽然抬手：“停。”
其其格停住。程允执的心提了起来。
“这里写‘帝亲率精兵守宣府七昼夜，瓦剌不得进，遂退’。”朱祁镇的声音很平静，“可那七天里，城墙塌了三处，杨洪的儿子杨俊战死在东门，三千将士的尸首堆在瓮城里来不及收殓……这些，为什么不写？”
程允执迟疑：“陛下，实录……向来只记大略，不记细处。若事事详载，篇幅将十倍于此，且……且太过惨烈，恐损天家威严。”
“威严？”朱祁镇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程先生，你觉得……朕要那些死后的威严做什么？”他顿了顿，指向那卷草稿，“那些将士是为朕死的，是为大明死的。他们的名字，该留在史书里，哪怕只一行字。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三千将士殉国’，冷冰冰六个字，就完了。”
库房里一片寂静。只有烛火噼啪的轻响。
“重写。”皇帝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凡战事，必记将领姓名、阵亡人数、百姓伤亡；凡新政，必记推行阻力、民间反应、利弊得失；凡人事任免，必记缘由、争议、结果。”他看着程允执，“朕不要一部歌功颂德的‘圣德录’，朕要一部……能让后世君臣看了，知道治国有多难、为君有多苦、为臣有多险的真实记录。”
程允执的手开始颤抖。他放下朱笔，深深一揖：“陛下……千古未有之胸襟。但老臣斗胆问一句：若实录如实记载，后世有人以其中某些‘不光彩’处攻讦陛下，甚至……甚至质疑某些决策的正当性，该如何？”
“那就让他们质疑。”朱祁镇靠回椅背，闭上眼睛，“朕这一生，做错过很多事。比如正统十一年清查盐政，手段过激，逼死了三个盐商——虽然他们确实贪墨，但罪不至死。比如景泰元年推行一条鞭法，在江南操之过急，引发民变，死了十七个衙役、三十多个百姓。”他睁开眼，目光灼灼，“这些错，朕认。不但要认，还要写清楚——写清楚当时为什么那么做，后来怎么补救，教训是什么。这样，后世若有人再想改革盐政、推行新税，看了这些记载，就会知道：步子不能迈太大，刀不能下太重。”
这番话，让库房里所有人都沉默了。其其格忽然想起三年前，在河间府视察黄河工程时，皇帝对她说过的话：“治史如治河，堵不如疏。把真相都藏着掖着，就像把泥沙都堵在河道里，早晚会溃堤。不如开个口子，让该流的流出来，该沉的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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