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水。这次旅程的终点。
印尼第二大城市，重要的港口，华人聚居地。也是目前排华浪潮的重灾区。
飞机沿着马六甲海峡向南飞行，下方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和繁忙的海上航道。热带阳光炽烈，透过舷窗照进来，机舱里闷热难耐。
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开始下降。
透过舷窗，能看到下方爪哇岛北海岸的景色。绿色的稻田、红瓦的村庄、蜿蜒的河流……还有远处城市的轮廓。
泗水到了。
飞机降落在朱安达国际机场时，热带午后的阳光正炽烈地灼烤着大地。陈启——此刻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彼得洛维奇——提着公文包走下舷梯，湿热的海风如同无形的毯子瞬间包裹全身。空气中混杂着海腥、燃油、香料和某种热带植物腐败后的甜腻气息，与莫斯科干冷的冬日判若两个世界。
机场不大，建筑是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风格，白色墙壁在阳光下刺眼。跑道边停着几架螺旋桨飞机，远处港口的方向，能看见高耸的吊车和停泊的货轮轮廓。
走进航站楼，简陋的大厅里挤满了各色人等。穿传统纱笼的本地人、西装革履的外国商人、还有不少华人面孔——后者大多神色谨慎，说话声音压得很低，目光不时警惕地扫视四周。
陈启的出现引起了一些注意。
他穿着苏联式的深灰色西装，提着皮质公文包，举止间带着体制内干部的刻板严谨。但那张亚洲面孔，在1965年底的泗水机场，显得格外敏感。
几个穿着卡其色制服、戴着红色贝雷帽的印尼军人在入口处检查证件。他们的目光在陈启脸上停留了几秒，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一个华人旅客正在被盘问，声音发抖，英语结结巴巴。
陈启面不改色，走上前，递上护照。
“Soviet?”（苏联人？）年轻的军人翻看护照，用生硬的英语问。
“Da.”（是的。）陈启用俄语回答，语气平淡，“Petrovich， P.I. Trade official.”（彼得洛维奇，贸易官员。）
军人看了看护照上的苏联国徽和钢印，又对照照片——伊万的手艺确实精湛，照片上的“彼得洛维奇”与眼前的陈启高度吻合。他挥挥手，示意通过。
陈启收起护照，从容地走出航站楼。
外面，热带阳光白得晃眼。停车场停着几辆老旧的出租车，司机们聚在树荫下抽烟聊天。看到陈启出来，一个皮肤黝黑的司机用印尼语喊了句什么，见陈启没反应，又改用蹩脚的英语：“Taxi? Sir?”
“North District， Chinatown area.”（北区，唐人街一带。）陈启用英语回答，声音带着苏联人说英语特有的生硬腔调。
司机愣了一下，打量了陈启几眼，才点头：“OK， OK. 5000 rupiah.”
陈启没还价，拉开车门坐进后座。出租车是一辆五十年代的美制老爷车，座椅的皮革开裂，车窗摇下了一半，热风呼呼地灌进来。
车子驶离机场，沿着海岸公路向市区开去。
窗外的景象逐渐展开。1965年的泗水，这座东爪哇最大的港口城市，正处在一种奇特的、紧绷的平静中。
街道两旁是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有些已经破败，墙上的标语新旧重叠——有苏加诺时代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口号，也有新出现的、笔迹粗糙的“粉碎九三零运动”“清除共产主义”等标语。商店大多关着门，特别是那些招牌上有中文的店铺，橱窗用木板封死，只留一条缝隙。
路上行人不多，且大多行色匆匆。偶尔能看到持枪的军人或民兵小队巡逻，红色贝雷帽在热带阳光下格外刺眼。一些街角堆着烧焦的杂物残骸，空气中隐约有烟熏的味道。
司机从后视镜瞥了陈启一眼，试探着问：“Sir from Soviet? First time in Surabaya?”（先生从苏联来？第一次来泗水？）
“Business trip.”（出差。）陈启简短回答，目光投向窗外。
“Ah... business.”司机点点头，不再多问，但眼神里的好奇没藏住。一个苏联贸易官员，不去雅加达，直接来泗水，这本身就有点不寻常。
车子穿过市区，往北区驶去。越靠近华人聚居区，气氛越微妙。
北区建筑密集，街道狭窄，两旁是两层或三层的骑楼式建筑，招牌上大多是中文，夹杂着印尼文和荷兰文。店铺大多关着，但有些半开着门，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街上有华人面孔匆匆走过，看到出租车里的陈启，目光警惕地扫过，又迅速移开。
九三零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官方的大规模行动暂时平息，但民间暗流汹涌。排华情绪被刻意煽动，针对华人的骚扰、勒索、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华人社区自我封闭，警惕一切外来者。
“Here， sir.”司机在一栋三层骑楼前停下，“Chinatown center.”（唐人街中心。）
陈启付了钱，下车。出租车立刻开走了，仿佛不愿在这片区域多待一秒。
他站在街边，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下午三点的阳光斜射，在骑楼的柱廊间投下长长的阴影。街对面是一家关着门的金铺，招牌上的汉字被泼了油漆。斜对面是家半开着的杂货店，一个老华人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抽着水烟，目光透过烟雾打量着他。
陈启提起公文包，走向那栋三层骑楼。建筑的外墙斑驳，但结构完好，大门是厚重的木门，门楣上有一块褪色的牌匾，依稀能辨认出“同乡会馆”四个汉字。
他敲了门。
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年轻人探出头，看到陈启，愣了一下：“找谁？”
“我找王会长。”陈启用中文说，声音平稳，“告诉他，莫斯科来的朋友，有封信要亲手交给他。”
年轻人警惕地盯着陈启的脸——亚洲面孔，却说俄式口音的中文，穿着苏联式西装。“什么信？”
“关乎生死的信。”陈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用中文写着“王会长亲启”，没有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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