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次的招生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小孩哥向奶奶提出想和姐姐篮子一起上学，奶奶看着两个孩子渴望的眼神就答应了。奶奶拿着两个红薯做谢礼送给了三大爷闫老师，三大爷嘴上说着不用不用，手非常老实接过了红薯，并且许诺一定会把事情办好，让李奶奶放心。
1960年的秋老虎还没散尽，土路上的浮尘被太阳晒得发烫，小孩哥和兰子攥着三大爷闫埠贵老师的衣角，站在小学校门口。校门是两扇掉漆的木板门，门楣上“红星小学”四个粉笔字被晒得发白，边角卷着，像被风吹皱的纸。
校园里的土操场坑坑洼洼，露出底下的黄土，几个穿着打补丁衣裳的孩子在追逐，跑起来扬起一阵灰，却笑得露出豁牙。家长们大多站在操场边缘，手里攥着布包，眼神里掺着忐忑和不舍。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拉着娘的衣襟哭，娘蹲下来哄，从布包里摸出半块硬邦邦的窝头，塞到她手里：“乖，放学娘再来接你，听话。”小姑娘啃着窝头，眼泪还挂在脸上，却渐渐止住了哭声。
我和兰子被三大爷领到一年级教室门口，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糊着旧报纸，被风一吹哗啦啦响。教室里的课桌是用土坯垒的，上面铺着一层薄木板，板凳也是缺腿的，用石头垫着才稳当。老师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她让我们找空位坐下，我注意到同桌的小男孩袖口磨破了，露出黑乎乎的胳膊，他手里攥着一个烤红薯，偷偷往嘴里塞，红薯皮上还沾着泥土。
上课铃是用铁铃敲的，“叮铃铃”的声音在校园里回荡。第一节课是认生字，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毛主席”三个字，粉笔灰簌簌往下掉，落在她的头发上。我们跟着念，声音参差不齐，有几个孩子肚子饿得咕咕叫，老师听见了，只是停顿了一下，继续讲课，眼神里藏着一丝心疼。
课间的时候，孩子们都跑到操场上去，没有玩具，就用泥巴捏小动物，或者在地上画格子跳。有个小女孩因为饿，蹲在墙角偷偷抹眼泪，兰子把口袋里装的窝窝头分了一半给她，小女孩捧着窝窝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眼泪混着窝窝头渣渣往下掉。
不过灾荒让上学之路格外艰难。对学生而言，很多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裳，书包里难有像样文具，饿肚子是常事，有的学生还会随身揣着窝头、红薯，课间偷偷填肚子；对学校来说，办学条件也大幅缩水，教室用旧报纸糊窗户，课桌靠土坯垒成，教学中还会融入劳动实践，比如让学生学缝补衣物，以此适应艰苦环境。即便如此，家长们仍盼着孩子能学文化，孩子们也珍惜难得的上学机会。
放学的时候，家长们都涌到校门边，眼神里满是期盼。我和兰子牵着三大爷家的闫解娣的手往家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回头看，小学校的木板门渐渐关上，教室里的灯光透过报纸糊的窗户，昏昏暗暗的，却像一束希望的光，照亮了这个艰难的秋天。
那时候的学校，没有漂亮的教学楼，没有崭新的课本，甚至连一顿饱饭都很难得，但老师的笑容、同学的善意，还有那昏昏暗暗的灯光，都藏着最纯粹的温暖，在灾荒的岁月里，给了我们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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