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啊，家里人都这么叫她。你姥姥起的，说女儿家秀气，叫‘秀儿’好听。”舅舅从抽屉里翻出一本老相册，里面有几张黑白照片。有一张是母亲少女时期的，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睛亮亮的，站在一棵槐树下。
“这是她十六岁照的，刚考上师范。”舅舅指着照片说，“那时候她是村里的名人，都知道林家出了个女秀才。”
“舅舅，妈妈后来为什么没当老师？”我记得母亲在纺织厂工作了一辈子，从未听她提过教书的事。
舅舅叹了口气，欲言又止。表嫂端茶进来，接话道：“小姑那时候对象在城里，为了结婚就去了。本来师范毕业要分配到县中学的，可惜了。”
“对象？是我爸吗？”
舅舅和表嫂交换了一个眼神。“是你爸，”舅舅最终说，“他们是在你爸下乡时认识的。”
“妈妈在日记里提到一个名字，‘叶青’，您知道是谁吗？”
舅舅的手明显抖了一下，茶水洒了些在裤子上。“谁？”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沙哑。
“叶青。我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个名字，但没写是谁用的。”
长时间的沉默。舅舅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我：“那是你妈妈在师范学校时用的名字。”
“她自己起的？”
“算是吧。”舅舅没有转身，“她说‘林秀兰’太土，想要一个像文学作品里那样的名字。叶青，叶子的叶，青色的青。她只在写信和写文章时用这个名字，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也是偶然发现的。”
“为什么后来不用了？”
“结婚后就不用了。你爸说，好好的名字改什么改，让人笑话。”舅舅终于转过身，脸上有一种我读不懂的表情，“小雅，你妈妈这辈子，放弃了很多东西。”
四
回到城里，我开始系统整理那些纸条和日记。母亲的字迹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从少女时期的娟秀灵动，到中年时的工整克制，再到晚年微微颤抖却依旧努力维持的端正。
在1975年的日记中，我发现了这样一段：
“今天学习班结束后，王大姐叫我‘小林’。她比我大十岁，是车间主任。我喜欢这个称呼，感觉平等，像同志一样。在工厂里，我是‘小林’，不是谁的女儿，不是谁的妻子，只是我自己。”
1982年的日记：
“夜校的学生今天送了我一张贺卡，上面写着‘敬爱的林老师’。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称呼。虽然只是在夜校代课，但我终于成了‘老师’。如果当年……算了，没有如果。”
最让我震撼的是1988年的一篇日记，那时我八岁：
“小雅今天问我：‘妈妈，你为什么从来不笑？’我愣住了。照镜子，才发现自己真的很少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从小雅出生后，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每天忙着上班、做饭、洗衣、辅导作业，忘了怎么笑。他们都叫我‘小雅妈妈’，连名字都没了。”
我放下日记，泪水模糊了视线。记忆中，母亲确实很少笑，总是皱着眉头，不是在做家务，就是在检查我的作业。我曾以为她天生严肃，从未想过这严肃背后有多少被压抑的自我。
五
纸条中有一个名字让我困惑——“阿兰”。备注写着：“1972-1975，他这么叫我。”
“他”是谁？不是父亲，父亲的名字是陈建国。时间跨度只有三年，正是母亲婚前最后几年。
我再次翻阅日记，在1974年找到了线索：
“和阿明去看电影《闪闪的红星》。黑暗中，他偷偷握住我的手，叫我‘阿兰’。我的心跳得厉害，像要跳出胸膛。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多好。”
阿明？我继续往前翻，更多关于“阿明”的片段浮现出来：
“阿明说我的眼睛像星星，我说他胡扯。但其实心里很高兴。”
“和阿明在河边散步，他说要带我去看更大的世界。我相信他。”
“今天和阿明吵架了，他说我太保守。我只是害怕……”
最后一篇提到阿明的日记是1975年3月：
“一切都结束了。爹娘以死相逼，说陈家条件好，阿明家太穷。我跪了一夜，膝盖都肿了，娘哭得晕过去三次。我是家里的希望，不能这么自私。今天把阿明所有的信都烧了，灰烬飘起来，像黑色的雪。从今往后，林秀兰死了，活着的只是陈家的媳妇。”
我的心脏剧烈跳动。母亲曾经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因为家庭压力而放弃。而父亲，是家里安排的对象。
那天晚上，我犹豫再三，还是向父亲提起了阿明。
父亲正在看新闻，听到这个名字，他手中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
“你……你怎么知道？”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苍白。
“我在妈妈的日记里看到的。”我小心翼翼地说，“爸，你知道这个人吗？”
父亲弯腰捡起遥控器，动作缓慢得像是电影慢镜头。“知道。”他最终说，声音低沉，“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心里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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