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喝了口温水，指尖无意识地摸了摸眉角——那里藏着一道浅浅的疤痕，是江西短短一年时光里，最清晰的印记。
“在江西待了不到半年，正好赶上我三岁生日。”林晚的声音轻缓，带着对童年细碎画面的打捞，“南方农村的孩子都爱端着饭碗串门，那天我攥着小瓷碗，跟在大两岁的哥哥身后，想凑着和村口孩子一起坐在青石板上吃饭。没成想他转身时闹着玩，胳膊一甩就把我推得踉跄，眉角‘咚’地撞在石板尖上，当时就破了个口子，血顺着脸颊往下流，糊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说到这儿，林晚的眉头轻轻蹙起，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慌乱：“我哭得撕心裂肺，娘从家里跑出来时，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菜，她一把抱起我，用围裙胡乱擦着血，声音都在抖。回家后，娘翻出家里仅有的一小瓶云南白药，倒出点粉末撒在伤口上，又用布条把我头缠得严严实实。那时候哪懂什么消毒缝针，就这么凑活处理了，伤口好了，眉角就留下一道疤，到现在都能摸着。”
她无奈地笑了笑：“后来总有人问这疤是不是修眉弄的，我说三岁磕的，没人信。更巧的是，后来到东北，我哥又带我在冰上疯跑，把我推倒在冰缸沿上，另一个眉角也磕出疤，现在俩眉毛都带着‘记号’，算是跟我哥这闯祸精绑一辈子了。”
苏晴递来一张纸巾，林晚接过擦了擦眼角，继续说道：“在江西满打满算就待了一年，1976年的冬天就该走了。那年的事太多了——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世，村里的大喇叭天天放哀乐，大人小孩都透着股压抑。就是这时候，爹收到一封电报，是他一个老伙计发来的，说他兄弟在黑龙江，那边是黑土地平原，不用种南方的梯田那么累，落户也容易，让爹带着全家过去。”
“爹当时就动了心。”林晚的语气里满是对父亲的理解，“在江西做竹活没活计，种地又是梯田，弯腰弓背一整天也收不了多少，他早就想换个地方让我们吃饱饭。可搬家哪那么容易？带着我、哥哥、姐姐三个孩子，还有一堆家当，爹前前后后跑了三趟黑龙江，我们都叫‘三返黑龙江’。”
“第一次是送我和哥哥先去投奔熟人。”林晚的声音软了些，满是对父亲的心疼，“我那时候走不动路，爹找了个竹编背篓，一头挑着行李，一头筐里坐我，另一头坐哥哥，挑着我们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我趴在筐边，看着爹的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每走几步就换次肩，却从来没抱怨过一句。”
“送完我们，爹又回江西接娘和姐姐，接着还要回去办落户——那时候东北落户得托关系，爹揣着家里仅有的笋干、茶叶当礼，跑公社、找村长，磨了好几天才拿到落户证明。”林晚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记得爹第三次回来时，棉袄上全是雪，脸冻得发紫，却举着证明笑：‘咱们以后在黑龙江扎根，再也不挪窝了’。”
“1976年的冬天，冷得骨头都疼。”林晚的思绪飘回那个寒冬，“我们挤在绿皮火车里，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娘把我裹在棉袄里揣在怀里，我透过窗户看外面，全是白茫茫的雪，没有南方的青山绿水，只觉得这北方的冬天，连风都带着冰碴子。我问娘‘咱们要去的地方，是不是一直这么白呀’，娘抱着我，说‘是呀，那里的雪能埋住你的小脚丫呢’……”
夕阳渐渐沉了下去，客厅里静悄悄的。林晚摸了摸眉角的疤，心里满是感慨——江西一年的时光虽短，却留下了疤，也留下了迁徙的序章；而父亲挑着背篓走过的路，藏着一个普通人对家最深的执念，一步步朝着东北的黑土地，朝着安稳的日子，坚定地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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