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莱宁教授仰面躺在单人牢房的石板上，身上那件入狱时穿的深灰色呢子外套已经破得不成样子，肘部和肩部磨出了窟窿，露出下面同样磨损的白色亚麻衬衣。牢房里没有床，只有这块直接砌在地面上的石板，上面铺着薄薄一层霉烂的稻草。八月的夜晚，赫尔辛基的暑热尚未完全退去，但这间位于地下三层的牢房却阴冷潮湿，石壁上凝结的水珠不时滴落，在寂静中发出单调的、像计时器一样的滴答声。
他已经三天没有进食了。不是绝食抗议——那太奢侈，需要体力——而是因为感染肺结核的肺已经无法承受任何固体食物，连喝水都会引发剧烈的、撕心裂肺的咳嗽。狱医昨天来看过，用听诊器听了听他胸部的杂音，摇摇头，对守卫说了句“大概还能撑一周”，就提着药箱走了。没有开药，没有治疗，只是宣判了期限。
帕维莱宁并不害怕死亡。六十三岁的人生，三十七年献给化学研究和教学，六年献给秘密的技术保存和传递，最后这一年献给监狱和审讯，他觉得自己对得起芬兰，对得起科学，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是有些遗憾——实验室那台刚改进到一半的褐煤液化反应器，数据还没来得及整理完；答应要给学生们编写的《基础有机化学》教材，只写完了前三章；还有藏在大学图书馆通风管道里的那批核心研究手稿，不知道萨洛宁他们有没有成功带出去……
咳嗽又一次袭来。他侧过身，用胳膊肘撑起上半身，剧烈地颤抖，从喉咙深处涌上腥甜的液体。他吐在石板上，借着从牢门上方小窗透进的、走廊煤气灯那点微弱的光，看见那团暗红色的、带着泡沫的血痰。出血量在增加，颜色在变深，这是肺部组织大面积坏死的征兆。他知道，时间不多了。
他用袖子擦了擦嘴角，重新躺下。身体的疼痛已经麻木，只剩下一种深沉的、无处不在的疲惫，像铅水一样灌满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但他不想睡——不是不困，是怕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而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他缓缓抬起右手，用指甲在身侧的石板上划了一下。石板表面粗糙，但长期摩擦已经让某些位置变得相对光滑。他需要找到一处合适的平面，足够大，足够清晰，能让他留下最后的、不会被抹去的印记。
手指在黑暗中摸索。一寸，两寸，三寸……在石板与墙壁接缝上方约一尺的位置，他找到了一处相对平整的区域。很好。他深吸一口气——这引发了又一阵咳嗽，但他忍住，用右手食指的指甲，抵在石板上，开始刻划。
第一个字：科。
指甲划过石板的沙沙声，在寂静的牢房里显得格外清晰。他刻得很慢，很用力，因为指甲不够坚硬，需要反复描绘同一个笔画。疼痛从指尖传来，但他不在意。比起肺部的灼烧，比起审讯时的电击，这点痛不算什么。
第二个字：学。
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一堂课，1870年秋，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的新生教室。二十几个年轻人，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他指着黑板上的元素周期表说：“先生们，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旅程。而真理，就像这些元素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于任何权力、任何意识形态、任何人的好恶。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它，理解它，用它造福人类。”
第三个字：无。
格奥尔基的脸在眼前浮现。那个第三厅特派员，戴着金丝眼镜，说话温和，但眼神冰冷。“帕维莱宁教授，我很敬佩您的学术成就。但您必须明白，在帝国的利益面前，个人的研究是次要的。交出褐煤液化的完整数据，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甚至允许您继续在监督下进行研究。否则……”
否则就是现在这样。黑暗，孤独，缓慢的死亡。
第四个字：国。
他又咳嗽了，这次更剧烈，血沫喷在正在刻字的石板上。他停下来，喘息，等这阵痉挛过去。视野有些模糊，但他眨了眨眼，继续。指甲已经磨损，指尖在流血，但他不在乎。血混进刻痕里，也许能让这些字留存更久。
“国界”。他想起了柏林大学的实验室，想起了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一起做硝化纤维实验的那些日夜。那个德国老人拍着他的肩膀说：“帕维莱宁，科学是国际语言。你的发现属于全人类。”他当时深以为然。但现在，在特别状态的牢房里，他明白了：科学本身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当祖国需要时，科学可以成为武器，成为盾牌，成为保存民族火种的工具。
第五个字：界。
他完成了第一句：“科学无国界。”
喘息。休息。积蓄力气。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是巡逻的狱卒。他停止刻字，闭上眼睛，假装睡觉。脚步声在牢门前停留了几秒，窥视孔的光被遮住，然后又亮起。脚步声远去。
他重新开始。第二句，第一个字：但。
指甲更钝了。他换了一根手指。血从指尖渗出来，让刻痕变成暗红色。疼痛尖锐，但奇怪地让他感觉清醒，感觉自己还活着，还在做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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