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拉·萨尔米站在“鹰眼湖”西岸新搭建的木屋前，看着迁徙队伍在湖边忙碌。经过二十天的休整，这一百二十七人的状态有了明显改善：木屋修补了十二间，虽然简陋但能挡风避雪；从湖里凿冰捕鱼有了稳定收获，每天能提供几十公斤鲜鱼；森林里设置了陷阱，偶尔能捕到雪兔和松鸡；从俄军哨所缴获的食物和药品，加上湖鱼和野味，让营养不良和疾病得到了控制。孩子们的脸上恢复了血色，老人的咳嗽减轻了，伤员的伤口在愈合。这个临时的避难所，在寒冬的尾声，成了萨米人喘息的港湾。
但奥拉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十天前，她带领的二十人侦察队袭击“黑石山”哨所，虽然成功制造了混乱，吸引了俄军注意力，让维尔塔宁的十人穿越队安全抵达边境并找到了可行的过境点，但代价是惨重的：四名猎人在袭击中牺牲，六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能否熬过这个冬天还是未知数。而俄军的报复来得很快——三天前，一支约五十人的骑兵队出现在“鹰眼湖”东岸，进行了试探性侦查。虽然被埃罗带领的守卫队击退，但显然，这个营地已经暴露。俄军正在调集更多兵力，准备彻底清剿。
“奥拉，”埃罗走过来，脸上有新添的冻疮，但眼神坚毅，“巡逻队报告，东面三十公里外发现大队俄军踪迹，至少两百人，有骑兵、步兵、还有两门轻型野战炮。按他们的速度，最迟四天后到达这里。”
奥拉点点头，没有表现出惊讶。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营地能战斗的有多少人？”她问。
“能拿武器的，包括轻伤员，六十五人。但真正有战斗经验的猎人，只有三十人左右。剩下的都是妇女、老人、少年，没受过训练，只能防守，不能进攻。”埃罗说，“而且我们的弹药不多了。袭击哨所缴获的弹药，加上原有的，只够每人二十发子弹。两门缴获的步枪炮，炮弹只剩六发。”
实力悬殊。奥拉清楚，面对两百正规军，两门火炮，他们这点人根本守不住。即使利用地形和工事能造成一些伤亡，最终也会被碾碎。必须再次迁徙，而且这次，时间更紧，路线更险——向西，穿过边境，进入瑞典。但一百二十七人，包括老弱妇孺，在俄军追击下穿越边境，成功率几乎为零。
“召集‘长老会’。”奥拉说，“所有家庭代表，一小时后在最大的木屋开会。我们要做决定。”
埃罗点头离开。奥拉转身，望向湖面。冰层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蓝白色的光，远处，几个孩子在冰面上玩耍，笑声随风传来，清脆而脆弱。这些孩子，这些老人，这些在矿区屠杀、苔原迁徙、寒冬挣扎中幸存下来的萨米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未来，此刻压在她的肩上。作为“三老会”唯一的幸存者，作为迁徙队伍的领导者，她必须做出选择，一个可能让一部分人活、一部分人死的选择。
一小时后，最大的木屋里挤满了人。三十七个家庭代表，加上奥拉、埃罗、维尔塔宁（他十天前带领穿越队返回，带来了边境路线图），总共四十人，围坐在中央的火塘旁。火塘里烧着松木，噼啪作响，温暖但不足以驱散空气中的沉重和紧张。
奥拉站在火塘旁，开门见山：“俄军两百人，四天后到达。我们六十五人能战斗，弹药有限，守不住。三个选择：第一，死守‘鹰眼湖’，战斗到最后一人。第二，再次迁徙，向西，穿越边境，进入瑞典。第三，分兵，一部分人留下阻击，一部分人带老弱妇孺撤离。”
她停顿，让每个人消化这些信息，然后继续：“死守，意味着所有人可能死在这里，包括孩子。迁徙，意味着在俄军追击下长途跋涉，老弱妇孺可能倒在路上，而且瑞典不一定接收我们。分兵，意味着留下的人几乎必死，但撤离的人有更大生机。你们选哪个？”
木屋里一片死寂，只有火塘的噼啪声和屋外寒风的呼啸。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挣扎、恐惧、痛苦。死守是荣誉，但意味着灭族。迁徙是希望，但渺茫。分兵是现实，但残酷。
“我选分兵。”一个苍老的声音首先响起，是部落最年长的妇女玛尔雅，七十二岁，在矿区失去了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现在带着一个六岁的孙女，“萨米人不能全死在这里。年轻人要走，孩子要走，女人要走。我们这些老人，愿意留下。我们活够了，走不动了，但还能拿枪，还能为你们争取时间。”
“我也留下。”另一个声音说，是铁匠卡莱，五十岁，在袭击哨所时失去了一条手臂，伤口还在渗血，“一只手也能开枪。让年轻人走，让女人孩子走。萨米人要有未来，就得有人牺牲。”
接着，一个接一个的声音响起。受伤的猎人，年迈的老人，甚至一些没有孩子的妇女，都表示愿意留下，阻击俄军，为撤离争取时间。而年轻的父母，有孩子的妇女，则沉默流泪，因为她们知道，留下意味着死亡，撤离意味着与亲人永别，但为了孩子，必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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