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2月5日，拉普兰苔原完全被深及膝盖的积雪覆盖。暴风雪持续了三天三夜，直到今天凌晨才勉强停歇，但天空依然阴沉，厚重的铅灰色云层低垂，预示着新一轮风雪可能随时来袭。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五度，在呼啸的北风作用下，体感温度更低，暴露在外的皮肤几分钟内就会冻伤。
马蒂·哈洛宁站在瑞典萨米营地边缘最高的一块岩石上，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东南方向——那是芬兰的方向，是他们来的方向，也是俄军可能来袭的方向。望远镜的镜片因严寒而不断起雾，他必须反复擦拭，才能勉强看清远处的景象：无边无际的白色苔原，被风吹出波纹的雪面，零星的黑点可能是岩石或灌木，更远处是模糊的、被雪雾笼罩的山峦轮廓。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迹象，没有炊烟，没有灯光，没有驯鹿群，只有死亡般的寂静和荒凉。
但马蒂的心在往下沉。三天前，营地派出的侦察小组在边境线附近发现了俄军的新动向：增设了两个临时哨所，配备了野战炮；巡逻队从每天两次增加到四次，且带着猎犬；雪地上发现了新鲜的车辙印，说明有雪橇或马车运输物资。种种迹象表明，俄军在加强冬季边境管控，可能是为了防止萨米难民继续涌入瑞典，也可能是为春季可能的大规模清剿做准备。
而营地内部的情况更糟。从芬兰逃过来的三批萨米难民，加上营地原有的瑞典萨米家庭，总人数已达到一百二十七人，远超这个秋季营地的承载能力。帐篷不够，许多人只能挤在简陋的雪屋里；食物短缺，原本储备的冻肉、腌鱼、干酪，在人口激增下迅速消耗，现在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不到三百克食物，不到正常需求的一半；燃料危机，苔原上的灌木和矮树被砍伐殆尽，收集驯鹿粪和泥炭需要到更远的地方，而那里可能遇到俄军巡逻队。
最致命的是疾病。严寒、营养不良、过度拥挤，导致肺炎、冻伤、坏血病在营地蔓延。过去两周，已有五人死亡，包括一个老人、两个儿童、一个孕妇，还有一个是在穿越边境时受伤的年轻猎人。营地里唯一的萨米巫医（同时也是草药师）竭尽全力，但草药储备有限，现代药品几乎为零。每天清晨，都能听到压抑的哭泣声——又有人没能熬过寒夜。
马蒂放下望远镜，哈着气暖手。他的手指、脚趾、脸颊都有冻伤，虽然不算严重，但每次暴露在严寒中都会刺痛。左臂的旧伤在寒冷中隐隐作痛，像不祥的预警。他想起一个月前，他们刚到这里时的情景：虽然疲惫，但有食物，有温暖，有希望。现在，希望像手中的热气，迅速消散在冰冷的空气中，只剩下生存的挣扎，和越来越沉重的绝望。
“马蒂长老！”一个年轻的萨米猎人跑过来，是奥利的弟弟拉斯，二十岁，脸上有严重的冻疮，但眼神依然明亮，“东边的陷阱抓到一头驯鹿，不大，大概八十公斤。怎么处理？”
一头驯鹿，八十公斤，去皮去骨后，净肉大约五十公斤，分给一百二十七人，每人不到四百克，只够吃一天。而且，这是营地周围最后一处还能设陷阱的地方，更远处已经被俄军封锁或猎杀干净。抓到这头鹿，是幸运，也是最后的警告：自然界的馈赠正在枯竭，而人类的索取还在继续。
“按老规矩，全体分配，孕妇、儿童、病人多分一点。”马蒂说，声音因寒冷而嘶哑，“鹿皮留着做衣服或修补帐篷，鹿角和骨头给维尔塔宁（那个铁匠学徒，现在负责工具制作），内脏不能浪费，炖汤。”
拉斯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下，犹豫地说：“马蒂长老，有些人……在私下议论，说应该继续往南走，去瑞典人的城镇，那里有食物，有医院，有真正的房子。留在这里，可能会……”
“会饿死，冻死，病死。”马蒂替他说完，语气平静，“我知道。但去瑞典人的城镇，我们是什么？是难民，是乞丐，是被收容的‘野蛮人’。瑞典政府允许我们留在边境营地，已经是极限，不会允许我们进入城镇，那会引起俄国抗议，会引起社会问题。而且，”他顿了顿，“我们中很多人是被通缉的，一旦身份暴露，会被引渡回芬兰，那是死路一条。”
拉斯沉默，年轻的脸在寒风中显得异常沉重。他想起父亲尼尔斯，那个为了保护他们而引开俄军巡逻队、至今下落不明的萨米首领。父亲常说：萨米人是苔原的孩子，苔原养活我们，也考验我们。但现在的考验，似乎已经超出了苔原的极限，超出了萨米人千百年来积累的所有生存智慧。
“告诉所有人，”马蒂最终说，声音不大，但清晰，“今晚在最大帐篷开会，每家派一个代表。我们要做决定：是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春天，等待瑞典‘芬兰之友协会’承诺的援助（但迟迟未到）；还是冒险南下，进入瑞典内地，面对未知的命运；或者……分散，化整为零，小群行动，提高生存几率，但失去集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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