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上午八时，赫尔辛基议会大厦门口已经聚集了数十人。记者、外交官、好奇的市民，在初升的阳光下翘首等待，像等待一场盛大演出的观众，或等待一场公开处决的围观者。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期待、不安的混合气息，像暴风雨前闷热的低压，压得人喘不过气。
曼纳海姆穿过人群，走向议会大厦的侧门。他穿着最正式的黑色西装，白衬衫浆洗得笔挺，领结系得一丝不苟，但眼下的乌青和眼中的血丝暴露了他彻夜未眠的事实。昨夜离开“老橡木”酒馆后，他没有回家，而是在议会附近一家小旅馆开了房间，整理了今天要用的所有材料：宪法条文、章程细则、历史先例、法律评注，还有一份他准备了整整一夜的演讲稿。
“曼纳海姆议员！”一个熟悉的声音喊住他。
曼纳海姆转身，看见帕维莱宁教授匆匆走来。老教授今天也穿了正式的深灰色西装，但领带系得有些歪，眼镜片后的眼睛布满血丝，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旧皮包，指节发白。
“教授，您怎么来了？”曼纳海姆快步迎上去，压低声音，“今天太危险了，您应该……”
“应该躲起来？应该逃走？”帕维莱宁摇头，声音嘶哑但坚定，“不，曼纳海姆，我是芬兰的教授，是赫尔辛基大学的教师。如果今天议会真的被摧毁，如果法治真的被践踏，我应该在这里，亲眼见证，亲身经历。这是我的责任，作为学者，作为芬兰人。”
曼纳海姆看着教授苍老而疲惫的脸，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他想劝教授离开，但知道劝不动。帕维莱宁和科尔霍宁是同一代人，有着那一代芬兰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今天议会这最后一战，他们都要在场，无论结果如何，无论代价多大。
“实验室那边……”曼纳海姆犹豫地问。
“伊万和谢尔盖今天会正式接管。”帕维莱宁平静地说，但声音里有一丝难以察觉的颤抖，“我早上离开时，他们已经在了。伊万在翻最后的记录，谢尔盖在监督学生收拾个人物品。我让萨洛宁、莉萨、尤西都回家了，告诉他们今天不用来。实验室里只剩下我的一些私人物品，和……一些‘安排’。”
他拍了拍皮包：“真正的核心资料，一部分已经送走了，一部分藏起来了。留给俄国人的，只有空壳和假数据。如果他们想要更多，就得付出代价。”
曼纳海姆明白“代价”的意思。他握住教授的手，用力握了握：“保重，教授。无论今天发生什么，记住，火种已经传下去了。在波尔沃的船上，在瑞典的实验室，在萨米人的苔原，在无数看不见的地方，火种还在，希望还在。芬兰，还没有完。”
帕维莱宁点头，眼睛有些湿润：“我知道。所以今天，我要站在这里，用我的方式，为芬兰，为科学，为尊严，做最后的见证。你去吧，曼纳海姆。去做你该做的事，说你该说的话。让世界听见，让历史记住，在1878年八月十四日，在赫尔辛基议会，有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议员，曾经站出来，为法治，为自由，为芬兰，发出过最后、最响亮的呐喊。”
两人对视，深深点头，然后分开。曼纳海姆走向侧门，帕维莱宁走向旁听席入口。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在议会大厦的石阶上投下长长的影子，像两个走向战场的士兵，明知必败，依然前行，为了信念，为了尊严，为了那微弱但永不熄灭的光。
议会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六十四位议员，今天到场六十一位——三人“因病请假”，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提前逃走了，躲起来了，不敢面对今天这场注定失败的表决。实业派议员们坐在左侧，脸色凝重，互相低声交谈。亲俄派坐在右侧，表情复杂，有人紧张，有人得意，有人麻木。中间派散坐在各处，眼神游移，像在寻找最后的机会，或最后的借口。
议长约翰松坐在主席台，脸色苍白如纸，手里的木槌在微微颤抖。副议长利萨宁坐在他左边，面前摊着厚厚的法律典籍，但眼睛没有看，而是望着大厅拱顶，像在思考什么遥远的问题。科尔霍宁坐在实业派最前排，老人今天特意换了最正式的黑礼服，胸前别着那枚已经有些磨损的芬兰狮子徽章，腰背挺得笔直，但双手紧握椅子的扶手，指节因用力而发白。
曼纳海姆在自己的座位坐下，第三排靠过道。他打开公文包，取出材料，整整齐齐放在桌上：宪法汇编在最左，章程细则在中间，演讲稿在右。然后他坐直身体，深呼吸，调整心跳，让纷乱的思绪沉淀，让紧张的情绪平静。他需要绝对的冷静，绝对的专注，因为今天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九点整，议长约翰松敲响木槌。声音在拱顶下回荡，沉闷，压抑，像丧钟的前奏。
“诸位尊敬的议员，根据议程，今日审议《芬兰大公国地方行政改革法案》。由于特别宪法审查委员会未能就程序合法性达成一致意见，根据章程第四十二条，现由议会全体会议直接审议。首先，请总督府代表，列昂尼德上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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