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晚九时，赫尔辛基“老橡木”酒馆二楼的小房间里，烟雾浓得几乎化不开。煤油灯的光在劣质烟草的烟雾中晕成昏黄模糊的一团，勉强照亮围坐在桌边的十几张脸。埃里克·科尔霍宁坐在主位，独眼在灯光下闪着锐利的光，扫过每个人的脸。马蒂·哈洛宁、拉西·科伊维斯托坐在他左右，再往外是另外九个老兵，年龄从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都是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或早期边境冲突的老兵，退役后散落在赫尔辛基的码头、工厂、铁路，像被遗忘的锈钉，但此刻，在炉火前重新聚集，重新擦亮。
房间里异常安静，只有劣质烟草在肺叶里过滤的嘶嘶声，和远处街道隐约传来的马车辘辘声。这些老兵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或工装，有些还别着早已失去光泽的服役勋章。他们互相认识，或不认识，但此刻坐在一起，因为一个共同的呼唤：芬兰需要他们，最后一次。
“人都齐了。”埃里克开口，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在座的十二位，加上我、马蒂、拉西，一共十五人。这就是我们在赫尔辛基能召集的全部力量。外面还有二十几个答应帮忙的，但不会直接参与战斗，负责传递消息、准备物资、照顾伤员。”
他顿了顿，独眼里闪过复杂的光：“明天，八月十四日，是最后一天。议会将就改革法案进行表决。但我们都清楚，表决只是形式，结果早已注定。博布里科夫要的不仅是法案通过，是要彻底摧毁芬兰的自治。所以，明天之后，特别状态，军队进城，全面军管。我们在赫尔辛基，要做点什么。”
一个缺了右手食指的老兵——那是枪械走火炸掉的——闷声问：“埃里克，直说吧，要我们干什么？送死的话，老子不怕。但死要死得值，要死得让俄国佬记得疼。”
“不送死，但要让俄国佬疼。”埃里克从怀里掏出一张手绘的赫尔辛基简图，摊在桌上，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了十几个点，“明天下午，议会表决时，我们要在赫尔辛基制造混乱。不是武装起义，是骚扰，是拖延，是让俄国人知道，赫尔辛基不是他们能轻易接管的。”
他手指点在地图上的几个位置：“马蒂，你带五个人，负责港口区。任务不是战斗，是破坏——在俄军到达前，破坏两到三台关键的港口起重机，让港口瘫痪半天。用炸药，用火烧，用铁锤砸，怎么快怎么来。但记住，不要伤人，特别是不要伤平民。完成后立刻分散撤离，按预定路线撤往波尔沃。”
马蒂点头，粗壮的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港口起重机的分布：“三号、五号、七号起重机是关键，毁了这三台，大船就卸不了货。我有炸药，帕维莱宁教授给的，威力不大，但炸轴承足够了。”
“拉西，”埃里克看向前骑兵，“你带三个人，负责电报局和火车站。任务同样是破坏——切断主要电报线路，破坏火车站调度室的设备。不用彻底摧毁，只要让他们明天无法正常通讯和调度就行。你的俄语好，必要时可以扮成俄国工人混进去。”
拉西沉默地点头，擦拭着那把从不离身的俄式军刀，刀身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泽。
“剩下的六个人，跟我。”埃里克的手指在地图上老城区划了个圈，“我们在老城区制造混乱。在主要街道设置路障——用马车，用垃圾箱，用一切能找到的东西。在屋顶布置狙击点，用猎枪打冷枪，专打军官和传令兵。在关键巷口布绊索和陷阱。不追求杀伤，只追求拖延，制造恐慌，让俄军推进速度慢下来，给议会里的那些人，争取最后一点时间，说完他们该说的话，做完他们该做的事。”
一个瘸腿的老兵——那是斯韦阿堡要塞保卫战时被炮弹碎片所伤——啐了一口：“埃里克，咱们这几杆破枪，十几个人，能拖多久？俄军一个连两百人，有机枪，有骑兵。正面打，一小时就完蛋。”
“所以不打正面，打游击，打完就跑。”埃里克盯着他，“我们是老兵，懂巷战，熟地形。赫尔辛基的街道我们走了几十年，每条巷子，每个后院，每处能藏身的地方，我们都清楚。俄国兵是外来者，不熟。我们利用这一点，拖他们两小时，三小时，就是胜利。因为每拖一分钟，议会就多一分钟辩论，就多一分钟让世界知道芬兰发生了什么。每拖一小时，就有更多的人能撤出赫尔辛基，更多的技术资料能运出去，更多的火种能保存。”
他站起身，独眼里闪着近乎狂热的光：“先生们，我们都知道，这一战，我们赢不了。芬兰太小，俄国太大。明天之后，自治会结束，议会会解散，军队会接管，黑暗会降临。但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就看着黑暗降临。我们要在黑暗降临前，点燃最后一把火，发出最后一声呐喊，告诉俄国人，告诉世界，告诉后人：芬兰人，没有不战而降！芬兰人，在最后一刻，依然在反抗，在战斗，在守护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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