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上午九时，赫尔辛基议会大厦特别委员会会议室。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深色橡木护墙板，长条会议桌，六把高背椅。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像在倒计时，计算着这个国家残存自治的最后时光。
委员会的五位成员已经就座。议长约翰松坐在主席位置，脸色疲惫，眼袋深重，手里的钢笔在空白的记录本上无意识地划着圈。左边是副议长利萨宁，五十岁，法学家，表情严肃得像在参加葬礼。右边是伊格纳季耶夫，亲俄派领袖，穿着深蓝色礼服，坐姿笔挺，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透露出内心的不耐。再往左是科尔霍宁，老人今天特意穿了最正式的黑礼服，胸前别着芬兰狮子徽章，腰背佝偻，但眼神锐利如鹰。最右边是曼纳海姆，最年轻的委员，穿着得体的深灰色西装，面前摊着厚厚的法律典籍和笔记，像准备上战场的士兵。
“诸位，”约翰松清了清嗓子，声音干涩，“根据章程第五十八条成立的特别宪法审查委员会，现在召开第一次会议。议题是：审议博布里科夫总督提出的《地方行政改革法案》是否符合芬兰宪法，以及总督要求跳过辩论直接表决的程序是否合法。”
他顿了顿，看向伊格纳季耶夫：“伊格纳季耶夫委员，作为法案的支持方，请你先陈述观点。”
伊格纳季耶夫站起身，没有拿稿子，声音洪亮而自信：“议长，诸位同僚。我想无需赘言，帝国的意志是明确的，芬兰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当前欧洲局势复杂，芬兰需要的是一个高效、统一的行政体系，而不是效率低下、争论不休的地方自治。总督提出的改革方案，正是为了强化芬兰的治理能力，保障芬兰的安全与稳定。至于程序问题……”
他扫了一眼曼纳海姆，眼神带着居高临下的轻蔑：“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在特殊时期，拘泥于僵化的程序，是对芬兰人民的不负责任。总督要求加快表决，是为了尽快实施改革，让芬兰受益。我认为，这完全合理，也完全符合宪法的精神——宪法的最根本精神，是保障芬兰的福祉，而不是保护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和话语权。”
话很漂亮，但偷换了概念——把“帝国意志”等同于“芬兰福祉”，把“程序正义”贬为“僵化教条”。曼纳海姆心里冷笑，但表情平静。他等伊格纳季耶夫说完，才缓缓起身。
“伊格纳季耶夫委员说，宪法的最根本精神是保障芬兰的福祉。”曼纳海姆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那么请问，福祉的基础是什么？是强大的行政权力，还是法律的保障？是高效的统一指挥，还是民众的自主参与？是帝国的意志，还是芬兰人的意愿？”
他拿起手边的宪法汇编，翻到序言：“芬兰宪法开宗明义：‘芬兰是一个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自治大公国。’法律基础，意味着一切权力行使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自治，意味着芬兰在帝国内部享有自主管理内部事务的权利。现在总督提出的改革，要废除地方自治，要加强总督直接控制，这符合‘法律基础’吗？符合‘自治’原则吗？”
伊格纳季耶夫皱眉：“曼纳海姆委员，你不要曲解！改革不是废除自治，是完善自治！是让自治更有效！”
“完善自治的方式，就是取消市镇议会的决策权，由俄国专员批准？”曼纳海姆反问，“完善自治的方式，就是总督可以不经议会同意任命地方官员？完善自治的方式，就是芬兰法律如果与帝国利益冲突，总督可以一纸命令否决？伊格纳季耶夫委员，如果您认为这是‘完善’，那我真的很好奇，在您看来，‘废除’是什么样子？”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赫尔辛基街头的车马声。利萨宁副议长低头记录，但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约翰松议长擦着额头的汗。科尔霍宁老人静静坐着，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尊守护法律的雕塑。
伊格纳季耶夫的脸涨红了。他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曼纳海姆不给他机会，继续进攻：“至于程序问题。章程规定，任何法案必须经过至少两轮辩论才能表决。这不是僵化教条，这是程序正义，是保障少数人权利、防止多数人暴政的防火墙。总督可以提出法案，议会可以审议法案，但跳过辩论强行表决，等于剥夺了议员的审议权，剥夺了人民的知情权，剥夺了法律应有的严肃性。今天可以跳过辩论，明天就可以跳过表决，后天就可以解散议会。到那时，宪法还有什么用？议会还有什么用？芬兰的自治，还剩什么？”
他放下宪法，目光扫过其他委员：“诸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讨论一个普通法案，是在决定芬兰宪法的生死。如果我们今天允许程序被践踏，明天宪法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如果我们今天不站出来扞卫法律，明天就没有法律可以扞卫。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改革方案，这是关于芬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还能不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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