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8月2日傍晚，赫尔辛基笼罩在夏末罕见的暴雨中。雨水像无数银灰色的鞭子抽打着城市的石板路，在坑洼处积成混浊的水洼，反射着煤气路灯昏黄而破碎的光。查尔斯乘坐的“北方之星号”在下午五时靠港，但直到天色完全黑透，他才最后一个走下舷梯。港口海关的检查比三周前离开时更加严苛，俄国监察处的官员拿着长长的清单，对从瑞典、丹麦、德国来的货物一件件核对，对旅客的盘问也格外仔细。
“姓名？职业？旅行目的？”海关官员是个生面孔，三十来岁，深褐色眼睛在煤油灯下闪着公事公办的光。他翻看着查尔斯的瑞典护照，手指在“卡尔·伯格曼，商人”那行字上停留了片刻。
“考察机械市场，洽谈贸易。”查尔斯用流利的瑞典语回答，递上哥本哈根商会开的证明信——这是安德森领事帮忙准备的，货真价实。
“去了哪些地方？”
“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汉堡。”
“汉堡？”官员抬起头，眼神锐利起来，“去汉堡做什么？”
“看机床，见几个供应商。瑞典的机床质量不错，但德国的更精密，价格也合适。”查尔斯从公文包里取出几份德文的产品目录，是他在汉堡买的普通机械手册，不涉密，但足够真实。
官员翻了翻目录，又检查了查尔斯的行李。箱子很简单，几件换洗衣物，几本德文技术书籍，一些样品——齿轮、轴承、测量工具，都是普通工业品。他用手摸了摸箱子内衬，又敲了敲箱底，没发现夹层。最后，他盯着查尔斯的脸看了几秒，似乎在记忆什么，然后摆摆手：“走吧。”
查尔斯提起箱子，走进雨幕。雨水瞬间打湿了他的大衣肩部，冰冷的水渗进羊毛料子，带来一阵寒意。但他没叫马车，而是步行穿过港口区，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巷子里没有路灯，只有两侧房屋窗户透出的微弱光亮，勉强照亮湿漉漉的石板路。他的脚步很快，但很稳，像一只熟悉地形的猫，在雨夜中无声穿行。
二十分钟后，他来到老城区边缘的一栋三层砖石建筑前。这是格里彭伯格家族名下的产业，表面是纺织品仓库，实际上在顶层有一个秘密的安全屋，只有查尔斯和几个核心成员知道。他绕到建筑后门，在门框上沿摸到一把冰冷的钥匙，开门进去。
楼梯间一片漆黑，只有远处街灯透过高窗投进一点模糊的光。查尔斯摸黑爬上三楼，在走廊尽头一扇不起眼的木门前停下。他敲门的节奏很特别：三下，停顿，两下，再停顿，三下。这是约定的暗号。
门开了条缝，汉斯的脸出现在门后。老管家看见查尔斯，眼里闪过如释重负的光，但没说话，只是让开门。查尔斯闪身进去，门立刻关上，插销落下。
安全屋不大，三十平米左右，但设施齐全。有床，有书桌，有书架，有壁炉，还有一个小隔间做卫生间。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驱散了雨夜的湿冷。书桌上摊着地图和文件，曼纳海姆和帕维莱宁坐在桌边，两人都脸色凝重，看见查尔斯，同时站了起来。
“您回来了。”曼纳海姆的声音有些沙哑，年轻议员的眼袋很深，显然多日未眠。
“路上顺利吗？”帕维莱宁上前接过查尔斯湿透的大衣，挂在壁炉边的架子上。
“顺利，但海关查得很严。”查尔斯在壁炉前坐下，伸手烤火，手指因寒冷而有些僵硬，“家里怎么样？我走这三周，发生了什么？”
曼纳海姆和帕维莱宁对视一眼，神情更加沉重。曼纳海姆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查尔斯：“这是过去二十天的记录。您自己看吧。”
查尔斯接过，快速浏览。文件是曼纳海姆用密语写的摘要，记录了三周来发生的大事：
“7月11日，议会通过《效忠法案》实施细则，要求所有官员、教师、公职人员重新宣誓。已有十七人拒绝，被停职。7月15日，俄国专家组正式接管伊瓦洛钢厂平炉车间，伊万厂长被限制在办公室，不得进入生产区。7月18日，索罗金带人搜查帕维莱宁实验室，带走全部‘清洁版’数据，设备封存。7月22日，拉普兰边境俄军增兵至两个连，在矿区五公里外建临时营地。7月25日，总督府公布《地方行政改革方案》，削减芬兰市镇自治权，加强俄国专员控制。7月28日，彼得主任‘病逝’消息公开，海关官员集体沉默抗议，三人被调离。7月30日，瑞典通过外交渠道私下警告，俄可能于今冬在芬兰实施‘特别状态’……”
一页页翻过，查尔斯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情况比他想象的更糟，恶化速度也更快。俄国人不再满足于逐步收紧，开始全面接管，用行政命令、军事压力、人事清洗多种手段，同时推进。这种压迫是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不留死角。
“还有更糟的。”帕维莱宁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是一张粗糙的地图，上面用红笔标注了几个点，“这是索罗金搜查时掉落的，被我捡到。上面标注了俄国人怀疑的‘可疑地点’，包括我们的实验室、伊瓦洛钢厂的技术档案室、波尔沃港的仓库，还有……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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