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时，议会大厅里的空气像凝固的沥青，沉重，粘稠，几乎让人无法呼吸。辩论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双方都疲惫不堪，但眼神里的对峙更加尖锐。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深色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将大厅分割成明暗两半，像某种隐喻。
曼纳海姆刚刚结束发言。他提出了第十三条修正案，关于“效忠宣誓不应违背公民良心自由”。这是一个敏感的条款，直接触及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核心。他用芬兰历史上宗教宽容的传统作为论据，引用宪法中关于信仰自由的条款，甚至提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尔沃会议上“保障芬兰宗教”的承诺。
“如果一个人因为信仰原因，无法宣誓效忠皇帝，但他依然遵守法律，纳税，服役，那么他是不是不忠？”曼纳海姆在讲台上反问，声音因为长时间发言而有些沙哑，但更添力量，“如果效忠法案成为打压异见、迫害少数派的工具，那么它不是在巩固忠诚，是在制造分裂，是在逼迫诚实的人说谎，是在……亵渎效忠本身。”
他说完，全场寂静。旁听席上，几个宗教人士在点头——芬兰有路德宗主流，但也有东正教少数，还有犹太社区。良心自由，对他们至关重要。观察席上，俄国副官脸色铁青，手指在桌面上敲击，节奏紊乱。
议长宣布下一位发言人：伊格纳季耶夫。老议员站起身，没有走向讲台，就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双手背在身后，像一个将军在阵前训话。
“曼纳海姆议员谈良心自由，谈宗教宽容，谈历史传统。”伊格纳季耶夫开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锥，冷，硬，“但我要问：当帝国面临威胁时，是良心自由重要，还是团结一致重要？当敌人就在门外时，是宗教宽容重要，还是共同御敌重要？当历史来到十字路口时，是固守传统重要，还是顺应大势重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先生们，我们不是在讨论哲学问题，是在决定芬兰的命运。柏林会议后，欧洲局势紧张，帝国需要每一个部分都紧密团结。芬兰作为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明确表态，必须无条件效忠。这不是迫害，是责任；不是压迫，是义务。在国家安全面前，个人良心必须让步；在帝国利益面前，宗教差异必须搁置。这是常识，是每个公民都应懂的道理。”
他转向曼纳海姆：“曼纳海姆议员，你年轻，有理想，这很好。但理想不能当饭吃，不能御外敌。你说效忠法案可能被滥用，那么请问：帝国七十年来，可曾滥用过权力？可曾迫害过芬兰的宗教少数派？可曾因为思想不同而抓过人？没有！帝国对芬兰的宽容，天地可鉴！现在帝国只是要求一个明确的效忠宣誓，你们就推三阻四，提出十三条修正案，这是信任吗？这是合作吗？这是在伤口上撒盐，是在怀疑帝国的诚意和善意！”
这话很重。曼纳海姆感到旁听席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有支持，有担忧，也有责备。伊格纳季耶夫在偷换概念——把对法案具体条款的质疑，上升为对帝国的不信任。这是辩论的常见伎俩，但很有效。
曼纳海姆准备起身反驳，但议长先敲了木槌：“伊格纳季耶夫议员发言结束。现在进入修正案表决环节。首先，对曼纳海姆议员提出的第十三条修正案进行表决。赞成该修正案的议员，请举手。”
曼纳海姆举手。实业派席位，三十几只手举起来，但比上午少了些——有些中间派在压力下动摇了。科尔霍宁也举手，老人的手在颤抖，但举得很高。亲俄派席位无人举手。中间派里，有五六个人犹豫着，最终也举起手。
议长秘书快速计数：“赞成票……四十一票。反对票，请举手。”
亲俄派和部分中间派举手，一共二十三票。
“修正案获得通过。”议长宣布。
大厅里响起低低的惊呼。这是今天通过的第一条修正案，也是最具争议的一条。曼纳海姆松了口气，但随即心又提起来——通过修正案，不等于法案会被接受。俄国人可能直接否决整个法案，或者用其他手段推翻。
果然，俄国副官站起来了。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公开干预。“议长先生，诸位议员，”他用生硬的芬兰语说，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我代表帝国政府，必须指出：第十三条修正案，严重削弱了效忠法案的精神。效忠必须是完整的、无条件的，不能有例外。如果允许以‘良心自由’为由拒绝宣誓，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找到理由不效忠。这违背了法案的本意，帝国无法接受。”
大厅安静得可怕。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帝国不接受，意味着修正案即使通过，也没用。
曼纳海姆站起身：“观察员阁下，修正案是为了完善法案，避免误解。如果帝国认为修正案不妥，可以提出修改意见，我们可以协商。但直接拒绝，是不是……太武断了？”
“没有协商余地。”副官冷冷地说，“法案必须原样通过。所有修正案，都必须撤回。这是帝国的最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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