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6月1日凌晨三点，赫尔辛基东郊三十公里的老农场在夜色中沉睡。这座农场属于格里彭伯格家族名下，名义上经营着二十公顷的燕麦和土豆，雇着三个长工和一个管家。但在地表之下，在原本用来储藏土豆和萝卜的地窖深处，隐藏着一个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的秘密空间。
帕维莱宁教授蹲在地窖改造的实验室里，手里的怀表在煤油灯的光晕中显示着时间。他五十二岁，灰白的头发凌乱，眼镜片后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但双手稳定得惊人。在他面前的工作台上，摆着一个约一米高的铁制圆筒形容器，筒壁厚达三厘米，表面焊接着密密麻麻的管道、阀门、压力表。容器侧面用德文刻着一行小字：MANNESMANN, ESSEN, 1876, 30 ATM。
三十个大气压。这是德国曼内斯曼公司在1876年制造的实验用高压反应釜，原本用于研究合成氨，帕维莱宁三年前通过汉堡的中间商购入，拆解后分三批运进芬兰，在这个地窖里重新组装。设备在当时是先进的，但此刻，在教授眼里，它已经过时了。
“压力读数？”帕维莱宁头也不抬地问。
站在旁边的年轻助手米科抬起煤油灯，凑近压力表。表盘上的指针在微微颤抖，停在二十九点五个大气压的位置。“二十九点五，很稳定。”
“温度？”
“四百六十度，保持半小时了。”
帕维莱宁点点头，在实验记录本上写下数据。记录本的纸张已经泛黄，边缘卷曲，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公式、图表。这是第三十三次褐煤液化试验，用的是拉普兰矿区开采的褐煤，热值只有每公斤三千五百大卡，灰分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在所有煤种中属于品质最差的一类。但在帕维莱宁眼里，这些褐煤是芬兰的未来——如果他能找到方法，将它们转化为液体燃料。
实验室里弥漫着特殊的气味，是煤焦油、苯、甲苯、硫化物混合的刺鼻味道，即使通风系统开着，依然浓得让人头晕。米科用手帕捂着口鼻，眼睛被熏得发红，但不敢离开。他是赫尔辛基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二十二岁，被帕维莱宁选中参与这个秘密项目，已经在这里待了十个月，知道这个地窖里的每一个设备，每一张图纸，每一次成功的狂喜和失败的沮丧。
“准备取样。”帕维莱宁站起身，活动了下僵硬的膝盖。他走到反应釜侧面的取样阀前，那是一个铜制的阀门，连接着一段细铜管。他拧开阀门，一股深褐色的粘稠液体顺着铜管流出，滴进早已备好的玻璃烧杯。液体冒着热气，散发出更浓烈的焦油味。
取了约一百毫升样品，帕维莱宁关上阀门。他端着烧杯走到工作台另一端，那里摆着一套简易的分馏装置——玻璃烧瓶、冷凝管、接收瓶，都是实验室的常见设备。他将样品倒入烧瓶，点燃酒精灯加热。液体开始沸腾，蒸汽通过冷凝管凝结，滴入接收瓶。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帕维莱宁盯着酒精灯的火焰，眼睛一眨不眨。米科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实验室里安静得只有酒精灯火焰燃烧的嘶嘶声，和冷凝管里水滴落的滴答声。
半小时后，分馏完成。帕维莱宁用滴管从不同的接收瓶里取了样，滴在试纸上，用试剂测试，又凑到煤油灯下观察颜色变化。他的表情在灯光下变幻不定——时而皱眉，时而舒展，最后停在一个混合着兴奋和担忧的复杂表情上。
“米科，”他开口，声音因为长时间不说话而有些沙哑，“记录。第三十三次试验，压力三十大气压，温度四百六十度，催化剂硫酸亚铁百分之三，反应时间四小时。结果：轻质馏分（沸点四十到一百八十度）占比百分之十五，中质馏分（沸点一百八到三百度）占比百分之五十，重质馏分和残渣占比百分之三十五。轻质馏分初步检测，辛烷值约四十，可作为内燃机燃料。中质馏分适合照明和取暖。重质馏分可作锅炉燃料。”
米科快速记录，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写完，他抬起头，眼睛发亮：“教授，轻质馏分百分之十五，比上次提高了三个点！”
“是提高了，但还不够。”帕维莱宁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动作缓慢得像在拖延什么，“德国人用同样的褐煤，在五十大气压下，轻质馏分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差十个点。十个点，就是能不能实用化的区别。”
“可是教授，我们的设备极限就是三十大气压。再高，有风险……”
“我知道。”帕维莱宁重新戴上眼镜，看着那个巨大的反应釜。在煤油灯昏暗的光线下，铁制容器像一个沉默的巨兽，安静，但蕴含着危险。三十大气压，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三十公斤的压力。这个反应釜经过多次使用，内壁已经有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疲劳裂纹。再提高压力，可能会爆炸。
而爆炸的后果，不只是设备损毁。这个地窖上方的农场会塌陷，秘密会暴露，俄国人会知道芬兰在进行敏感的燃料研究。然后，一切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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